正如17年后的今天，经历过“非典”的人依然对2003年的那场疫情刻骨铭心。若干年后，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会被铭记。这场疫情来的猝不及防，打乱了全国人民本应是欢喜团聚的春节。随着疫情蔓延的，还有恐惧情绪。

特殊的时刻，最能检验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不光彩的一部分，比如某些地方政府、慈善机构、专家和一些不良商家的行为难免让人愤怒。但是，我们也更能看到人性中的伟大和善良，例如医护工作者舍身忘己的奋斗、主动请缨到武汉的专家和医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全国各地无私捐赠的民众和企业。真实的世界是复杂的，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客观全面地去看待，才是理性的。

我们这里重点谈一下“恐惧”。恐惧是长达两三百万年的采集狩猎时代进化中形成的基因带给我们的本能情绪反应。恐惧能够让我们迅速远离危险，从而保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祖先听到树林中有动静，最佳反应是立即逃跑，而不是理性思考。

但是，现代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对恐惧的理解也应该更加深入。例如，政府将疫情每天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公之于众，会不会加大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大众对疫情的恐惧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什么样的恐惧是好事，什么样的恐惧是坏事？

2003年4月，刚上任的“非典”救火队长北京代市长王岐山开了一场“非典”疫情发布会，会后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将恐惧分为“盲目的恐惧”和“理性的恐惧”，这种划分可谓经典。

记者：但是我感觉非常奇怪的是：（大量信息公开后）市民们恐惧没有减低，反而在增加。

王岐山：这个判断我和你稍微有点距离。这个恐惧第一初始反应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还有所不同。我以为市民经历了这一段以后，那种盲目的恐惧开始降低，理智的恐惧开始增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知识、了解了一些情况。过去都不了解啊，突然一来了，谁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现在起码病死率大致知道了，再高也不过是个5％。因为死人多少这是恐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因为得了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得了以后能不能活，这恐怕是最主要的。我认为刚开始有相当的盲目性，现在伴随着这一段，不要说北京市民，就是全国老百姓都开始对这个恐惧从盲目开始走向一种理性。现在更多的关心的是什么？消毒措施、环境卫生、政府的隔离措施是不是办到了？办到了他就踏实，我们在公共隔离这个决定、公告的时候，刚开始也是担心会不会把恐惧再增加？后来我们了解的隔离措施有利于稳定广大市民的人心，他拥护，他觉得政府在做事，而且做事隔离就意味着我的安全就增加了。

“理性的恐惧”能够增强对疫情的控制。如果人们害怕染上病毒而不随意出门、公共场合戴口罩、勤洗手，这种全民自发的自我隔离绝对是最重要的。相反，政府如果不公布疫情的严重性（会人传人），人们没有任何恐惧感，会极大增强控制疫情的难度。总是以维稳思维应对一切，反而会成为稳定的最大威胁。

“非理性的恐惧”会带来疫情控制的难度，或者带来其他不必要的损失。例如，听信某些专家或商家不靠谱的谣言，排队抢购双黄连，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加大传播风险；擅自封路或挖断道路，造成居民正常生活和商业物流受到严重影响，对生产经营造成破坏；对武汉人非理性甚至过激的排斥也会影响社会团结；非理性恐慌下谣言四起，增加不必要恐慌，也给个别居心不良的人带来机会……

所以，战胜疫情最重要的是理性。基于以下两个判断，非理性恐慌心理大可不必。

第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一定会结束，而且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无论专家预测是一周还是两周疫情达到峰值，极大概率不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1月21日起，全国上下都已经全面动员起来，可谓万众一心。武汉等多地采取“封城”等“非典”中未采取的极端措施。目前除湖北外，全国各地疫情基本可控。全国资源支持湖北，湖北也会渡过难关。

第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相对于SARS传染性更强，但致死率并不高。SARS在中国致死率近5%，在全球近10%。这次病毒致死率略高于2%。即使我们不幸感染了病毒，也有近98%的概率依靠身体的免疫力清除病毒。如果我们身体健康，没有其他严重的疾病，那么死亡概率就更低。如果将死亡率按区域分解，湖北死亡率高达3.13%，其他区域死亡率只有0.18%。根据李兰娟院士观点，湖北死亡率高是因为病人太多，医生照顾不过来造成的。病毒本身追求的是最大程度地复制自己，不断传染给更多的人，而不是与宿主同归于尽。这次新冠病毒比SARS病毒更加狡猾，但总体致死率低很多。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大规模传播到全国各地，而且输出到很多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总结。对于国家、一个城市或家庭、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要有系统完整“灾难意识”，建立“灾难假设”，有一套提前建好的应对灾难的“灾备系统”。

所谓“灾难假设”，就是假设虽不知道灾难何时会发生，但灾难一定会发生，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提前做好应对灾难的一切准备。

假如时间能倒回两个月，假如没有发生病毒疫情前就知道食用野生动物的风险，对野生动物交易加强监管。假如发生第一例非正常病毒导致的疾病就如临大敌。假如发现同一区域有数十例同样病情，引起极高警惕。假如一些医生已经集体出来说“谣言”更加极度重视。假如春运之前就考虑到春运给病毒传播如虎添翼的效果。假如已经发生大规模疫情，有足够的医院、物资来救治，而不是人群无法确诊和进一步的交叉传染。有这些假如的话，那么这次打乱全国人民生活的疫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后果也很轻微。

所以，“灾难假设”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例如，一个城市提前就应该假设某一年会爆发大规模传染病，有一套传染病发生后快速响应的人员、机制和物资保障。“小汤山医院”也不应该疾病爆发后才开始建设，传染病结束后就拆除。无论建设速度多么快，每一天耽误都是严重的后果，最好各地提前就有建好的小汤山医院，哪怕闲置不用，这种冗余绝对比数百人的生命代价、数万亿的经济损失更加划算。已经发生过SARS疫情，经历过巨大恐惧的国家，面对完全相似的病毒，手忙脚乱，没有任何准备，的确不可思议。如果下次疫情发生，还是束手无策，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搞基建重要，小小的病毒更加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太缺乏灾难意识。

这种“灾难假设”对个人安全也很重要。就以驾驶汽车来说，有的人开了数十年车没有一次剐蹭事故，有的人则小事故不断，有的人已经在车祸中离去。安全驾驶的一条重要法则就是“预见风险”。当我们行驶到视线盲区时，要假设盲区内会突然出现一辆车或者行人，防止“鬼探头”；当我们高速上行驶时，假设前面的车突然刹车，假设后面的车刹不住车，保持足够的前后车距。开车时，总是提前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就不太容易出现事故。

对于家庭也一样。假设发生火灾，我们如何生还？假如发生地震，如何逃生？假如某种未知原因（如日本电影《生存家族》中太阳黑子），断水断电断信号断物资，我们能否尽可能长地生存下去？这方面，我们国人的意识很差，远远比不上日本人、美国人。一旦发生灾难性事故，我们的损失可能更大。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完全不会考虑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对于投资，也是相同的道理。假设一些小概率的坏事真的会发生，这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企业不会遭受到致命的损伤，甚至可能从中获益。我们的投资体系中提前建立好容错机制，即使小概率的坏事情发生，我们也不会发生本金的永久性损失。

这次疫情，投资者也将非理性的恐惧投射到资本市场当中，恐慌在市场中蔓延。2019年致投资人的信中我们写道：“随着近几年所谓的白马股、核心资产受到市场的追捧，很多人觉得价值投资者再也难找到投资机会了。其实，不必悲观。一是因为人性是不会变化的。如果某天再次出现大的负面消息，市场的下跌还是再次带来恐慌。如果某家公司的季度业绩一时不及预期，股价还可能大幅调整。真正的价值投资是不可能成为长期主流的。”

没想到话音刚落，大的负面消息和恐慌下跌已经来临。有点理性的人都会知道，疫情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对经济的影响也一定是暂时的。大部分公司短期业绩都会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大多是短期的，而且影响不一定很大。尽管如此，本能的恐慌还是让很多人迅速逃离。

对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每次市场的恐慌都是我们的机会。短期的市值回撤毫无意义，以划算价格买入优质股权，才是投资者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恐慌中闭着眼睛买。下跌本身不代表投资价值一定大，只有股价低于公司未来现金流值（考虑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才是好的投资机会。疫情也不一定对所有公司带来短期影响，如果资金链断裂，那么就是长期影响了。

“所有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坚强。”一个优秀的民族、一家优秀的企业、一个优秀的个体，都应该具备一定的“反脆弱性”。经历过灾难，一个民族应该更加坚强，吸取教训，争取下次考验来临时更加从容。一家优秀的企业，经历困难考验后，不仅不会损伤，反而会更加强大，占据更大市场份额。一个优秀的人，经过磨砺后，也会更加成熟。

芒格在一次访谈中说：“理性是最重要的。理性就是实事求是。而绝大部分人看世界，是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如果这样，就像通过变形的眼镜看这个世界，有多少知识、耐心都没有用。因为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脱节的，没有理性的态度，其他都没有用。”

无论对对待当前的疫情，还是投资，理性都是一种稀缺而可贵的品质。用理性战胜恐惧，时间会给我们回报。

价值投资者一方面是极度悲观的，想象最坏的事情会发生，提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极度乐观的，相信悲观会过去，一切会回到常态，春天已经再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