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功夫财经

导读：

浙江2月财政收入569.32亿元，同比微降1.28%，下降幅度非常小。

有市场经济的意识，有精明能干的谋略，再加上一点勇敢，浙江经济遂有今天的格局与气象。

浙江的行政体系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呵护数字经济，最终得以在数字经济这个领域收获硕果。

面对疫情，各地的财政收入受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从财政部的数据来看：有的受影响非常大，比如湖北2月份财政收入几乎“归零”；有的受影响比较大，比如山西同比降幅近40%，河南下降30%，山东下降20.6%；但是居然也有省份不受影响，优秀者如浙江。

浙江的“秘密”是什么？这对其他省份有什么借鉴作用？

市场经济是浙江底色

浙江2月财政收入569.32亿元，同比微降1.28%，下降幅度非常小，附近的富裕省市如上海、江苏降幅都达到两位数。浙江的钱从哪里来？为什么如此抗打击？

仔细分析浙江的财政收入占比就知道了：1~2月，企业所得税（40%部分）290.96亿元，增长13.6%。增收主要来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11.3%，对企业所得税的增收贡献率为113.2%。

也就是说，疫情越厉害，人们越是需要宅家办公、学习、生活，越需要借助数字管道和外界沟通，越需要借助互联网来娱乐，浙江就越受益。浙江已经在数字经济的赛道上占到了领先的位置，我们来看看以下企业的名字：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恒生电子、大华、三维通信……

当然，浙江的这些企业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而是经历过市场经济的筛选，大浪淘沙，自己杀出来的。

浙江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精明头脑，上海在近现代的崛起也有浙江人尤其是宁波人的贡献。清末民初，宁波人就在上海执掌金融资源，开办众多实业公司、工厂。改开以来，温州人以其生猛机敏，从轻工制造业切入，温州模式一时风头无两。市场风云变幻后，浙江人又早早把目光聚焦到数字经济上。

1999年3月，马云回到杭州，凑够50万元人民币，创办阿里巴巴。同年，腾讯、百度、携程、当当创立。此后，浙江人就开始在数字经济的海洋里扑腾，刚开始被人认为是“骗子”，后来又遭遇种种政策变动，总之也是一路波折一路艰难成长。

我们今天看到的浙江成功的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没有一个是容易的，即使今日牛气如马云者，当年如果没有拿到风险投资，估计结局也难言乐观。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残酷，它折磨你，它锻炼你，它摔打你，淘汰绝大部分进场者，只要你能活下来，它就馈赠你，加持你，帮助你。

浙江的数字经济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历经坎坷，但终结硕果，与浙江人的打拼精神、坚韧毅力和危机感也有莫大的关系。

历史上的多次动乱，导致北方人口涌入浙江。浙江人多地少，从商、读书都是提高人生高附加值的渠道。浙商因此逐渐崛起，浙江人读书的天分也因此被大大激活，与江苏共执科举考试之牛耳，历朝历代状元、进士数量之多令人瞠目。

浙江的经济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加之地方文化的润泽，只要稍有机遇，浙江人就敢于尝试，而且百折不挠。

世人皆以为浙江人温文尔雅，这固然不假，但浙江人的骨子里还有“勇敢、团结、彪悍”的基因，戚继光当年为何用义乌兵？因为义乌兵“一旅可当三军”。

浙江其实一直是个自己谋生的苦孩子，有市场经济的意识，有精明能干的谋略，再加上一点勇敢，浙江经济遂有今天的格局与气象。

行政效能加持数字经济

除了以上因素，浙江的行政体系效能当然也是浙江数字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2018年的10月11日，杭州提出全面推进“三化融合”行动，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在全国内是比较早喊出“数字经济”的城市，彼时，浙江、杭州数字经济已经成燎原之势。

面对这样的大好局面，是出政策加以各种限制，还是在这个基础上，身体力行，躬身为数字经济服务，切实推出一系列举措，只帮忙不干预，务实不务虚，浙江选择了后者。

近年来，浙江先后出台了《浙江省“互联网+”行动计划》、《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全力打造全国信息经济新高地。浙江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超万亿元。早在2017年，浙江信息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3958.5亿元，同比增长22.8%，居全省八大万亿产业之首。

时至今日，浙江已经有学者提出数字经济“升级版”：以消费与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以数字治理水平提升推动省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相信这背后是企业、政府、学界的良性互动，而且该观点是在当地最高级别的党报刊出，说明这些至少是可探索的方向。

浙江的官员队伍出了颇多能吏，这也与他们长期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深植于浙江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影响至深，相当一部分官员颇具“士大夫精神”，有想法有方法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浙江处于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与上海、江苏为邻，前者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一城、国际大都市，后者是中国经济总量亚军省，华南还有10万亿GDP大省广东正在全力奔跑。

与这些竞争对手相比，浙江可堪调用的资源、人力、技术、资金并不占优，唯有在地少人多的狭窄通道中尊重市场、服务市场，战战兢兢，一刻不敢懈怠，浙江方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

浙江的行政体系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呵护数字经济，最终得以在数字经济这个领域收获硕果。疫情冲击，使得数字经济的作用尤为突出，算是意外收获。

浙江的贡献在“道”的层面

那么，浙江的经验对于其他省份有什么借鉴作用？未来，各省份、各城市可能要考虑在一种新的环境下寻找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向，当然，并不是所有省份都适合发展数字经济。

在新的环境下，有条件的省份、城市要全力去拼的方向之一是高新科技方向，现在速度还是不够快，当然这也有外界因素干扰的原因。这是未来复杂环境下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既有拓展外贸品种、数量的考虑，也有应对各种变化的考虑。

而类似湖北、湖南这样的省份，其经济生产更多的是满足内需，比如湖北70%的产业链其实在省内。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疫情的影响，在特殊情况下也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不要过度下滑，如何对冲特殊情况对服务业尤其是餐饮、旅游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命题。

但浙江经验的最大贡献不是在这样“术”的层面，而是在“道”的层面：给市场、民营企业足够的空间去闯去试，让它们自己去把握风险和收益，同时积极为成长起来的企业尽量创造一个科学的服务体系。

至于最后孵化出来的是“数字经济”，还是“文化创意”，又或者是“新能源”，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与时机、资源、企业创始人有密切的关系，无法预先设定，即使当时有设定，也会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

杭州去年吸引55万人投奔，人口过千万，足以佐证浙江经验杭州模式是得到人心认可的，沿着这个方向大步走下去，大有希望。

白居易曾吟唱“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这自然是杭州，这自然是浙江。

不过，浙江与杭州的未来当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