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米筐投资

在之前的一系列文章中，船长已对2019年各省、各主要城市的GDP、人口数据做了总结分析。今天从另一个重要的纬度来聊聊城市格局——财力。

财力，说白了就是赚钱的能力。在GDP数据挤水分的当下，用财政收入来衡量城市的硬实力，显得更为真实，只因这项数据不敢轻易造假，多了就要多上缴、多缴税，少了财政赤字率就会飙升，是衡量一个城市家底有多厚的重要指标。

地方政府的收入，包含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即“四本账”。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指标，即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分为税收和非税收入。税收包含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种类，而非税收入包含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等。

在刨除中央转移支付、上缴税收之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本上就是地方政府的真实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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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无人能及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个省份的表现。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广东一骑绝尘，以1.2万亿高居榜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超过万亿的省份。江苏以8802亿独居第二梯队，粤苏二省的表现与其经济总量也相匹配。

但从第三名之后，就与GDP的排名有了大变化。其中，上海、浙江的预算收入都超过了7000亿，反超了山东、四川、河南一众经济强省，位居第三梯队，也可见长三角经济的家底殷实。

此后，山东超过了6000亿，北京超过了5000亿，四川、河南超过了4000亿，河北、湖北、安徽、福建、湖南则位居3000亿的梯队。

而目前全国还有5个省市区的财政收入未超过1000亿，分别是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都是经济规模较弱的省份。

从财政收入增速来看，由于减税降费力度较大，各省的变化也很大。其中，天津以14.4%的增幅高居第一，内蒙古则以10.9%的增速位居第二，也是仅有的两个增速超过10%的省份。

这主要还是因为前些年挤水分的原因，2018年的天津财政收入相比2017年下降8.8%，排名也从15名直接下滑至19名。

水分挤出，这给了天津喘息的机会，于是在2019年才得以高调归来。

此外，天津的高增速，主要得益于其非税收入。2019年天津税收收入1634.2亿元，仅增长0.6%，而其非税收入从481亿增长到776亿，增幅超过60%，贡献颇多。

而减税降费也让一些省份陷入麻烦之中。比如上海、北京、山东三个省市的增幅，都不超过1%，而黑龙江、甘肃、西藏、重庆、吉林5个省份更是负增长，最惨的吉林更是下滑10%，给衰退的经济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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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不敌杭州

接下来看一下各主要城市的财力格局。

从财政收入最强30城看，基本还是与经济水平相契合的。

其中，上海以7165亿高居全国城市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超过7000亿的城市。此后是北京以5817亿位居第二位，而深圳以3773亿位居第三位，与上海北京的差距有些大。

天津虽然经历大起大落，仍以2410亿高居第四位。苏州、重庆也都超过了2000亿位居五六位。

此后还有杭州、广州、南京、武汉、成都、宁波、青岛、郑州、无锡等9个城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1000亿，处在第四梯队。

或许有人疑惑，为何是一线城市的广州，却位于杭州之后仅排在第8位？

事实上，2019年广州的财政总收入高达6336亿，但留给自己的地方收入仅有1697亿。相比杭州，2019年财政总收入3650亿，而留给自己的地方收入却有1966亿。

问题就出在这里，广州的实力毋庸置疑，但自留的比例太低了。而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地区发展的均衡问题。

同样是省会城市，杭州所在的浙江省，各地市的经济水平差距并不大，与江苏、山东一样都是相对均衡的省份。

而广东省内的21个地市差距太大，珠三角9市创造了省内80%左右的GDP，粤东、粤北和粤西与珠三角的差距实在太大。作为省内老大哥，广州就必然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家底上缴省财政，以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其他“穷兄弟”。

那同样是省内强市，深圳的地方收入为何是广州的两倍左右？为何深圳不来支持其他地市？

原因在于深圳是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财政与中央直接挂钩，其上缴财政并不经过广东省这一级，故而自留的比例也很高。

而作为广东经济最强的两座城市，深圳又不参与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压力自然就落到了广州肩上。

此外，长沙、合肥、西安、佛山等近年来崛起的新一线城市争夺者，地方财政收入尚未超过千亿，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而从城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来看，天津14%的增速依然高居第一，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排在第二的则是长沙，增幅达到了8%，与之匹配的是长沙GDP增速也超过了8%，都在见证这座城市在低调中的高速前进。

而成都、杭州、南京、济南四个城市的增速也都超过了7%，强省会城市已全面出击。

此外，青岛、上海、北京的增速未超过1%，而福州、重庆、烟台则开始负增长，最低的烟台更是下滑6.5%，一场新的困局亟待解决。

总体来看，城市财力格局，依然遵循北上广深领衔、“北穷南富”、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领跑的局面，与经济规模基本成正相关。

03

谁最依赖土地财政？

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外，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收入就是卖地收入了，即归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土地出让金。

1998年房改之后，尤其是2002年土地招拍挂制度之后，各地对土地的依赖度大幅提升。而房地产火爆几轮过后，更加重了地方对土地出让的依赖。

“没有什么难题是卖一块地解决不了的”，各地早已心照不宣。

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楼市热度消退，但土地市场却依旧火热。据克而瑞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土地成交总金额高达6.8万亿元，同比2018年增幅高达14.3%，创历史新高。

其中，有16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超过1000亿元，相比2018年新增加了6个城市。

16个城市中，除温州、昆明和福州外都是经济规模万亿级别的城市。

杭州以2746亿元连续第二年位居榜首。杭州的转折出现在2015年，这一年杭州获得举办G20峰会、亚运会的机会，2016年的土地出让金便疯涨147%，之后更是连续两年高居全国榜首。

而从土地出让金可计算得出各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即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出让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

在统计的30个城市中，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有26个，超过100%的城市也多达12个，可见大中城市对土地财政普遍依赖度较高。

其中，温州的依赖度高达179%，位居第一。此外，还有昆明、福州、杭州、太原、合肥、武汉、广州、南京、佛山、郑州等11个城市的依赖度也超过了100%。

这些城市的共性在于，城市经济在快速发展，新区的扩张建设比较迅猛，因此财政相对偏紧，从而通过卖地缓解财政压力，造成了高依赖度的土地财政。

而此后的宁波、长沙、天津、厦门等14个城市的依赖度超过50%，这些城市的扩张速度有所缓和，但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财政也面临较大压力，土地依然是主要的解决办法之一。

当面粉还在被热捧的时候，面包如何不涨价？

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如何摆脱土地财政依赖，转向拉动实体经济、拉动内需消费，才是地方面临的真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