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和岛

作为一名学者型“92派”企业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宏观政策研究上。

前几年，毛振华被聘为国务院医疗改革小组的专家委员。今年疫情爆发后，4月7日毛振华提出新冠肺炎患者“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当天相关领导就做了批示并采纳为中央政策。

如今，疫情重创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美关系风雨飘摇。又如何看待目前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

近期我们走进中诚信北京办公室，专访了毛振华。早在2016年，毛振华就提出“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新书《双底线思维》是他过去十年宏观经济思想的总结，他说这依然适用于当前的疫情环境。他的很多观点“异类”而犀利，又不乏真知灼见——“美国脱钩成不成功，取决于它能不能拉上盟国”“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中小企业不应该随便借钱，银行业也不应该随便把钱借给中小企业”。

01

10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变化

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得我们必须做出应急性调整。早在2016年，我就提出“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在今天依然适用。今年政府报告也明确提出“底线思维”。

为何有这种判断？2006年开始，我一直从事宏观政策研究，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双底线思维主要经历4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6年，以稳增长为主。

通过经济上错峰发展，2009年我们的总GDP刚刚超过日本，现在则是日本的两倍多。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和我们后面的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在很短期之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中的风险也是不断累积的，债务规模越滚越大。我们曾经有26个季度，也就是六年半的时间，经济都在下行，从约10%的增长，每个季度下滑一点点，直到2016年欧美基本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我国经济开始回稳向好，基本实现软着陆。

第二阶段，2017年-2018年，以防风险为主。

2016年，我提出宏观调控要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也是官产学界第一次提出要把“防风险”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我们把相关的研究报告在社会上发布，也报给有关部门，得到领导批示。后来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十九大都把“防风险”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应该说这是对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总结，从宏观经济理论上来看是个贡献，也是学者总结的中国自己的调控思路，这是过去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做不到的。

2017年、2018年执行了一段时间，中国很多风险指标降低，社会整体以及金融部门杠杠率下降，应该说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第三阶段，2018年-2019年，中美博弈下侧重稳增长。

可惜的是政策得以执行的时间太短，2018年中期，美国就发动了贸易战。在外有贸易战、对内面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策再度调整为稳增长为主。2018年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但是，再次强调稳增长和以往是不同的。和之前相比，我们对风险——债务风险、产业风险、长期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际环境压力等等——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即使采用看上去相同的政策，实际也不是当年的政策了，防风险这条线掐得更紧，更重视行稳致远。

第四阶段，后疫情时代，重回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

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都面临衰退压力。

中国提出“六稳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在稳增长的同时注重结构化调整和优化，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不走“债务-投资”驱动老路，避免货币政策“大水漫灌”，避免再度过度依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稳增长。

总体看来，稳增长和防风险，在不同时期占主次位置是变动的，代表了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两大基调，两者都要放在底线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大的努力。

02

保守估计2020年中国GDP增速在0%-1%

2020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GDP唯一能正增长的国家。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最困难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以内，比较中性的是2%左右，比较好的情况是3%或者超过3%的增长率。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0-1%是今年我们能够守得住的一个增速。

首先，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但武汉只是不到中国人口1%的一个城市，全局的影响没那么大。

第二，武汉防疫战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1000万以上人口的封城，二是全民检测。这些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

第三，疫情防控方面，我们管控比较得力，防御手段比较坚决，像武汉地区全民核酸检测，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信心，下半年复工复复产就可以放开做。

总体来看，我们为防控疫情做出了牺牲，也取得了效果，所以中国经济复苏可能就更快一点。

最近北京疫情反弹，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再次影响经济发展？我们应该进行常态化分析。在全世界范围内，疫情都在蔓延，总有一些地方难免有疏漏。但我相信即使局面复杂，也不会出现第二个武汉。

从全国来看，北京这次疫情反弹也给其他地方敲响警钟。有专家预计，11月份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疫情爆发期。对我们而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相信最严峻、有逻辑的分析，今年下半年形势不容乐观。

今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年，此前预设了两大目标——GDP比2000年翻两番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就今年GDP增长设定具体目标，坚持保扶贫攻坚其实也很困难，因为目前的情况下很多贫困边远地区的人员就业和收入得不到保障。

前段时间总理说6亿人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过去就存在这个情况，只不过没有那么大的人物说，没有引起如此多的关注。现在有了疫情，很多人连1000块钱也保不住，还没工作。

我认为疫情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对中国影响比较大，即便两大目标都完不成也很正常，暂缓一两年也不丢人。

03

美国把中国当成曾经的苏联加日本

新冠疫情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并对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中美关系极为敏感。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长期因素。我们当年实行相应的经济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来又是因为美国发动了贸易战，现在美国在疫情期间依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打压。

我在《双底线思维》一书中就提到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冷战。美国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目前中美正处在第二步“脱钩”。

我2015年和2018年两次作为中国智库代表团成员去美国访问，对“脱钩问题”有很切身的感受。2015年，美国学者提问题是疑问句：中国变了吗？2018年，他们已经变成感叹号了：中国变了！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的白人学者叫沈大伟，颇有影响力，他以前都是和中国很友好的，后来第一个把“中国威胁论”提到比较高的程度，并且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国家政策和中国进行对抗。

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是盟国政治，美国与盟国之间有经济利益调整的需要，但他们依然是政治军事外交联盟。所以美国会不停地跟欧盟、日本打贸易战，可它并不认为日本和欧盟是它的敌人，而依然是伙伴、是朋友。

中国则不同。美国把中国列为敌国，它和敌国之间不是打不打“贸易战”的问题，而是可以、就应该没有贸易，也就是所谓中美“脱钩”。

因此，必须要认识到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全面斗争。美国并不是把中国当成一般的老二，而是把中国当成曾经的苏联加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而言是一次考验和挑战。

所以和中国决战，这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四处张口。

04

美国脱钩成不成功，

取决于它能不能拉上盟国

我还有一个重要判断，疫情早期，美国第一个撤侨、转移供应链，其实是借疫情做的一次压力测试，做给他的盟友看没有中国，美国还挺好。

理性地看，在中国和美国关系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完全制约美国的东西，相比较之下，还是我们的损失更大一点，毕竟我们对美国是可替代的，只是成本会更高一点，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未来美国可能加大贸易战、加大中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两年前就分析，未来几年美国会不断制造非经济、超经济的极端事件逼他的盟国站队，对中国形成集团性的封锁格局。一旦形成这种封锁格局，对中国而言风险还是挺大的。

美国是一个在外交上非常成熟的国家。美国所谓的脱钩不是中美脱钩，如果只是中美脱钩，那么它是失败的，就相当于把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所以中美之间一定不仅仅是中美的矛盾和斗争，而是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的矛盾和斗争。

我认为，美国的脱钩成不成功，取决于它能不能拉上它的盟国一起和中国脱钩。美国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它就是要利用各种非经济的极端事件来逼它的盟国选边站，这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应对措施。但是，美国能成功吗？这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中国现在跟全世界经济互补，有很深的关联，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这次美国做了压力测试，我们也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中美之间有可能走向冷战，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全方面的对抗。

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没有韬光养晦一说，虽然有形成决战缓和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成为像过去全球化的友好国家。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缓和，但我相信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在全世界都是比较完备的。中美是互补的两个国家，美国有很多产业链市场都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他们也会很难受。

05

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

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

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产生了误读，误以为中国不再进行改革开放了；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我们在国际上承担了很大的国际义务——参与维和派部队、亚丁湾护航等等，美国误认为中国是在进行军事扩张，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

对此，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即便中国什么都不做，因为是经济老二，美国也要“整”中国；一种是没那么严重，中美之间总有经济利益的调整空间。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美国动用一切力量打击的对象，国内还有很多人恨不得马上和美国决战，我认为不够理性。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好比是中壮年，有经验、实力雄厚，中国更像青少年，比较年轻、有冲劲，这时候双方进行殊死搏斗，鹿死谁手很难预料。虽然美国是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但它的增长速度比较低。尽管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国高，再过十年或许我们就真的能更接近，甚至超过美国。

现在我们还在上升期，实力相对弱一点，想办法化解矛盾，赢取时间对我们才是更有利的。按照这种逻辑推断，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时间窗口是伟大的，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窗口。

我们一定要在开放的过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美国的举动。毛主席讲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略，反而是失败的。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敌我力量的认识，敌强我弱的时候，敌人希望主力决战，我们反而要避免主力决战，做迂回运动战，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打我，我什么反抗都没有，而是在最终胜算不大、损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回避，避其锋芒。

中美关系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缓和。我在前面说了美国利用疫情做压力测试，和中国脱钩是要成本的，这个成本他是不是能负得起？他到底有没有下定决心做出一些利益牺牲？中美是互补的两个国家，美国有很多产业链和市场都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他们也会很难受。如果得不到同盟国的支持，美国也不会成功。这些还有待观察。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06

企业借钱越多，“死”得越快

在现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下，很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究竟怎么办？

政府的做法是，看企业活不下去了，赶紧给企业贷款，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有时候企业借得多，反而“死”得快。

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企业应该采取更审慎的财务政策，要严格控制债务，尤其中小企业要做的是少负债，多进行股权融资 。

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些金融政策，延长企业的还息时间、采用低息方法等等。实际上，对有些企业来说，延长也是死。

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和赌徒一样，借钱都要私人担保。一旦企业破产，若还被追讨债务，就容易成了犯罪分子。过去，不少人借款时签了很多文件，上面有伪造的、不实的材料，这是欺诈贷款；还不起钱，他们就抵押房子，甚至逃避债务，这是刑事犯罪。

面对疫情这么大的危机，企业家还想独善其身，这是很难的。该损失就损失，该合并就合并。我在《企业扩张与融资》书中曾讲过企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融资手段。中小企业不应该随便借钱，银行业也不应该随便把钱借给中小企业。

还不起钱，企业还再借钱，是蠢；借钱给他们的，也是蠢。

07

没钱又不能借钱的中小企业，

怎么活？

既然中小企业没钱又不能借钱，该怎么活下去？我提几点看法：

1、政府替中小企业发一半工资

中小企业是稳就业的基础，所有抓手的核心目标就是保中小企业。保中小企业不是要借钱给他们，关键是财政出手。政府要替中小企业发一半工资，以此来保主体、保就业。

美国政府就是发一半工资，光给老百姓就发了两万亿美金（折合十四五万亿人民币），中国也可以借鉴。

现在为什么要搞“地摊经济”？就是因为餐馆关了，很多餐馆工作的人员没地方上班，摆地摊没有水电费、没有那么高的税，两三个人一个小摊就等于就业了，这也是保就业的一种方法。

总之，就是放一部分，给一部分，这都是要做的。

2、企业低价扩股，降低负债率

民营企业的困难大部分都是自己造成的，只要早期过度借钱的，不客气地说“死不足惜”，还占用了很多社会资源。

我自己也做投资，市场还是有机会的，但现在这个时候，企业家要更踏实一点，因为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要盲目，特别是企业家要做好股权融资，降低负债率。

企业应该通过不断扩股，与投资者进行项目沟通，换取好的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这才是长远的发展之路。

3、鼓励企业之间投资、重组

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卖给国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找政府参股，身份一换，好像股价又涨了，企业又活了。

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让企业自己重组，因为每一次危机调整的价值就在于促进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并没有那么多资金、精力和能力去接手和管理这么多企业，这么做对市场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企业要对自己的生长阶段有合理认识，同时政府也要精准施策，鼓励企业之间投资、重组。

结语

目前疫情蔓延，我不怀疑我们会比其他国家状况好一些。在全世界经济都在下行的时候，中国可能会下滑得少一些，属于衰退中的错峰发展，在全球的地位是上升的。

总而言之，未来三到五年是个困难期，企业看不到大的机会，科技上也很难看到大的突破，过了这几年才会迎来新的调整。

我承认我永远比别人看得悲观一点，因为我是搞评级的，我看到的是风险，但我从来不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国的机会要比别的国家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