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智本社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争论百年，其中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最为著名。但时至今日，政府与市场之间、干预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依然无法调和。这也成为诸多经济问题的来源之一。

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十年后，《通论》在大萧条背景下问世，他向新古典主义发起了堂吉诃德式的“凯恩斯革命”，以干预主义的需求经济学埋葬了萨伊的供给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节节败退，马歇尔开创的剑桥阵营被凯恩斯的“门徒”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占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哈耶克主动迎战，苦苦支撑。

1970年代，欧美世界的滞胀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长达40年的统治，以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埋葬了国家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再次回归。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凯恩斯主义者大呼，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里“暗度陈仓”，掀起财政赤字货币化及福利民粹主义之风浪。

天道有轮回，新冠放过谁？大疫之下，时局纷乱，不干预，大难临头；干预，温水煮青蛙。何解？

本文试图解开这一百年谜题，从经济学的成本、风险与效益分析方法中抽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透视国家、政府、福利、制度与自由市场的关系。

01. 交易费用：政府与市场之尺度

所谓经济干预，通常有四类：

一是国家机构提供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比如政府、国防、警察、法院、国会、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及制度法令等。

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绝大多数学者包括经济学家都认同这类经济干预，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家极力支持。

二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实施宏观干预，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逆周期调节，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提振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复苏。

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宏观干预，新古典主义者则普遍反对。

三是政府出于各种目的而实施微观干预，比如价格管制，产能限制，产业补贴，设置准入门槛，进出口配额，出口退税，贴息贷款，等等。

重商主义者支持微观干预，凯恩斯主义者普遍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极力反对。

四是政府直接接管经济活动，垄断军工、航天、石油、通信等核心产业，甚至投资各类产业。

除了苏联计划主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做法。

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讨论的经济干预主要是第二、第三类。不过，这种简单分类反而遮蔽了经济学家透视问题本质之双眼。

经济学家必须解释上述第一类干预中国家及公共用品的存在。如果无法解释国家的存在，经济学的大厦就崩溃了。国家割裂了市场，限制了劳动力、资本、科技、信息的自由流通。那国家为何还是存在？

比如，法定货币便是国家制度的产物。货币为什么由国家垄断？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对此难以自圆其说。如今，法币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矛盾深远。

又如，一国对他国发动贸易战，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贸易战是一种公平秩序矫正的极端手段，经济学家是否支持？

再如，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平衡财富，这是否意味着对市场分配机制之否定？经济学家该如何合理解释福利制度的存在？

再看第二类干预，2008年金融危机后，宏观干预大行其道，如今已走出一种模式叫“日本化”。世界经济“日本化”是否有合理解释？如果这一趋势存在问题，那么问题的本质又是什么？

接着看第三类干预，历史上绝大多数微观干预都以失败告终。但同样需要解释两种现象：

一是税收制度是否也是一种微观干预？

二是每个行业几乎都有准入门槛，如律师、会计师、电工等职业资格门槛，石油、银行、航天、证券等资本、信用门槛，这些准入门槛同样阻碍了自由竞争，如何解释？

最后看第四类干预，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支持这类干预。但其实，在极端情况下，如战争，第四类干预与第一类干预并无本质区别。经济学家该如何解释战时状态中的国民经济国家化？

以上分析，并不是为了支持干预主义或支持自由主义，而是为了抓住问题的本质。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二者的矛盾之处理，游离于表面的“面粉与水”之关系，即水多了加面粉，面粉多了加水。

其实，不管哪一类干预，经济学家都必须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逻辑（不是平衡术）。而这条共通的逻辑便是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是由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所谓交易费用，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须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

在科斯那个年代，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由主义与计划主义之间长期论战，很多争论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所幸的是，科斯是一位冷静睿智的洞察家。他发现，如果自由市场总是有效的，那么还要企业做什么？如果资源配置都交给市场，那么就需要无数个交易者进行无数次交易，最终自由市场会因费用过高而崩溃，企业存在的目的则是通过内部计划、整合资源，以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没有站队，而是拿出交易费用这把尺子，冷静地指出，计划还是市场，关键看谁的交易费用低。[1]

交易费用，便成了干预与自由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共通逻辑。

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奥利弗·威廉姆森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威廉姆森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拓展了交易费用理论，将企业、工会、大学、政府等视为资源的计划组织者，这些计划组织者和经济制度存在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2]

这就解释了国家、政府、制度及一切公共用品存在的理由。

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维护交易秩序，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当国家制度阻碍了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时，国家制度则需要让位于经济效率。如欧洲国家向欧盟让渡关税、财政、货币等主权。因此，全球化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内政问题往往也是外交问题，或者是全球化共同秩序的问题。

货币为什么要国家化？统一货币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法定货币信用更好，经济效率更高。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信用货币是否比金本位法币更好；二是法定货币如何化解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图：干预力度与交易费用，来源：智本社

我们看第二类干预，弗里德曼从理论上和统计学上证伪了凯恩斯学说。宏观干预唯一的理由似乎只有降低交易费用。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财政及货币扩张带来的后果，包括破坏竞争规则，阻碍市场出清，引发资产泡沫或通货膨胀，拉大贫富差距。选择不干预的代价是社会秩序崩溃。

交易费用决定了宏观干预与否。当今世界不少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宏观干预。全球经济加速日本化，其实质是国民愿意以透支国家信用、全民埋单、经济停滞的方式及代价共度危机。

再看第三类的行业准入。货币发行、医疗医药、银行证券等领域的准入门槛高，行业管制多，但服装、文化、影视、电子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就低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交易费用。

比如，药品关乎性命，无法完全交给市场试错机制和声誉机制，必须有极高的准入门槛。医生行医资格要求严格，新药上市必须经过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以及层层审批。

反观，多数国家的文化创作领域的交易费用很低，准入门槛自然就低，产品难有统一的标准，只设置不抄袭、不诽谤及新闻客观性等基本的法律标准，最大限度地交给思想市场去博弈、试错。

最后，当交易费用极高时，可能触发战争、贸易战及经济国有化。这种极端手段目的是政治化的，还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这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

所以，干预力度与交易费用呈正相关，交易费用越高的行业、领域，干预力度越强。

02. 经济效率：干预与自由之目的

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干预力度太强，而是干预政策迷失了降低交易费用这一方向，放弃了经济效率这一目的。经济效率与交易费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反对干预主义的普遍观点是，政府应避免宏观干预、微观干预，尽量使用第一类的福利政策来帮助国民共度难关，如此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

诚然，失业金政策优于政府投资解决就业，减税优于出口退税。税率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移支付效率，即税收的使用是否有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这是方式问题，政府应当使用转移支付、福利政策来降低交易费用。

然而，福利政策扩大化，尤其是福利民粹主义，导致福利政策放弃了经济效率这一根本目的，而追求结果公平，满足选民需求与政治需求。福利民粹主义刺激财政及货币政策持续扩张，进一步导致公共用品及政策破坏经济效率。

自庇古以来，福利经济学一直都没有给福利政策提供科学的解释。这导致福利政策被公平主义误导，甚至被强盗逻辑挟持。

社会保险、失业援助、福利住房、少数裔的补助等福利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结果公平，占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便容易挟选票要福利，从而破坏竞争规则与社会道德，导致“我穷我有理”、搭便车、吃大锅饭及共同贫穷。

2008年金融危机激发了民粹福利主义运动，奥巴马疯狂借钱大搞社会福利，将国债规模翻倍至19.6万亿美元。特朗普接手后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将国债推高至22.3万亿。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又推出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

以2018年为例，美国联邦政府支出4.15万亿，“法定强制支出”部分，医疗1.11万亿，社保9980亿，失业困难救济2970亿，联邦养老金2650亿，合起来2.67万亿，占财政总支出的65%。

再看对黑人的优惠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反对蓄奴、解放黑奴的主要是共和党，但黑人普遍支持曾经奴役黑人的民主党。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人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期间实施新政让黑人受益，同时在60年代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推行“种族优先”政策。

这种偏离了经济效率的种族优待政策，其实是害了黑人群体，也成为当今美国种族问题畸形化、民粹化的重要原因。从60年代开始，大量黑人为了获得更多补助而选择不结婚、不工作，导致黑人家庭分崩离析，单亲黑人儿童暴增，黑人儿童受教育不足，黑人犯罪率增加，进入“贫困陷阱”。

图：干预力度与经济效率，来源：智本社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成立了一个名为“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推进斯坦丁的“基本收入”福利理念，即定期无条件付给个人一笔适当数额的金钱，给人最基本的经济安全感。[3]包括马斯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及经济学家布坎南都认为，基本收入是一项公民应得的“新人权”。

基本收入，是一项好的福利政策吗？

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支持或反对基本收入，而是基本收入应该遵循经济效率这一基本目的。很遗憾的是，在其最新的中译版著作《基本收入》中，我并没有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敏锐意识。

相反，这位经济学家偏离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以结果公平为目标的福利政策，定然将财政赤字及经济效率拖入深渊。

当今世界，福利民粹主义刺激财政扩张，财政扩张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将财政及货币政策沦为公平主义的附庸。

当然，我并不反对公平，但一切福利政策及公共用品应该追求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以经济效率为目的的福利政策，与机会公平一脉相承。只有追求机会公平，才能提升经济效率。相反，追求结果公平，其实是在破坏自由竞争的公平规则。

最近，山东高考替考事件为何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教育公平是基本的机会公平，广大学子忍受了学位房、各省录取分数之不公，只求高考公平。高考公平几乎是中国机会公平的底线。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就既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平等；如果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就能同时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平等。”[4]

追求机会公平的福利政策与经济效率、自由市场是高度统一的。我多次在智本社的文章中提出这个观点，救助穷人的目的并不是结果公平，而是提高穷人的自由选择度，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保险、失业救助、福利房等福利政策，为中低收入者在失业及经济困难期内依然保持更多的自由选择，避免就业市场、房地产市场、医疗市场等刚需市场的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房地产市场因刚需矮化容易导致价格扭曲。住房福利政策旨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自由度，改变市场扭曲。但是，一些国家的住房政策及调控政策却背离了效率目的，转而追求土地财政、经济增长。

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强调：“我们唯一的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5]所有的福利政策及公共用品都应该致力于劳动效率。

当今世界经济问题是交易费用太高。背离经济效率的福利政策、房地产制度、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扩张、移民制度等反而大大提高了交易费用。

1986年，诺斯发现，美国经济的交易费用从1870年占GD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交易费用持续攀升，经济将陷入停滞。当今世界，建立在高负债之上的极高的交易费用，将世界推入“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日本化常态。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各国若真进入日本化常态，可能还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人类找到了另外一种共度危机的办法——政府加杠杆为民众兜底。

诚如上述，交易费用和经济效率依然是选择的关键指标。日本化常态的交易费用更低，但是损失了长期的经济效率；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福利政策或许更有效率，但短期的交易费用更高。

正如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6]

观念，甚至意识形态，塑造或扭曲了这个世界。当所有人认为公共用品及公共政策应追求结果公平，以机会公平为导向的福利政策便会丧失效率，甚至抬高交易费用。当所有人认可日本化常态后，任何游离于国家主义之外的个人勇气及责任都显得格格不入。

最卑劣的观念（制度）无疑是利用和纵容人性之恶，将人类囿于囚徒困境之中。

03. 经济风险：科学与经验之考量

在触及经济理论及经济政策之前，人们需要重拾个人应有的勇气与责任之优秀品质。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意志品质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一个丧失勇气与责任品质的民族，不配拥有个人自由与经济文明。

一切福利政策、公共用品及经济干预之目的，都应该回归到交易费用及经济效率之上。经济政策应遵循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即成本、风险及效率的考量。

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经济干预之手段应遵循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同样需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思维。

比如数学分析方法，在理学、工学中极为普遍，但哲学、文学领域却颇为罕见。在经济学领域，数学分析方法备受争议。法国经济家库尔诺最早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中，边际主义代表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都大力推崇实证研究。但是，奥地利学派则极为反对数学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派延续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同样反对经济学数学化。

其实，数学是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人类认知世界唯一可靠的工具。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值得信赖的科技与发明，如纳米半导体材料、通信技术、疫苗等，都建立在数学分析之上。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经验归纳、逻辑演绎的方法，甚至数学分析方法依赖于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

比如，实证研究的条件假设的提出就需要经验归纳及逻辑演绎。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理论物理的工作是‘猜’，而数学讲究的是‘证’”，“理论物理的工作好多是做无用功，在一个不正确的假定下猜来猜去，文章一大堆，结果全是错的。当然，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猜”并非瞎猜，我理解为奥派在经济学中的“先验理性”。

图：数学化程度、不确定性与创造性，来源：智本社

数学分析方法与经济政策有什么关系？

数学化程度越高，不确定性越低；数学化程度越低，不确定性越高。

追求数学分析方法可以降低认知风险及在认知基础上的政策风险。

比如，为什么新药上市之前必须经过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大样本随机双盲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数学标准，可以斩杀一切牛鬼蛇神、旁门左道。医药行业，交易费用高，以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为新药准入标准，可以大大降低医疗事故风险，提高经济效率。

所以，医疗医药、证券金融、汽车安全等领域交易费用高，其政策应该在严格的数学分析之上。新药遵循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无人驾驶基于大规模的上路数据测试，汽车安全依赖于严格碰撞测试。

反过来，不追求数学分析方法，认知风险及政策风险更大。这种未被证实的认知与政策，只能说是不够科学，但不能说明一定是错误的。

比如，从个人角度来看（非国家角度），有些人愿意接受未经过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的药品，愿意接受“赤脚医生”的治疗，说明这类病人愿意接受与之相应的风险，或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又如，新闻、文学、艺术领域，交易费用低，每一篇新闻、文章不需要严谨的数学论证，干预强度偏低。理学、工学、经济学等学术成果及技术专利，则更倾向于数学论证，以追求其可靠性。学术杂志的采稿标准更高，专利局的评定标准更严。

数学化程度低，干预强度低，意味着不确定性更大，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多样性及想象力。文学、影视、艺术、服装、建筑设计、竞技体育，甚至包括理论物理的“猜想”、经济学的推演、算法创新，都需要宽容的环境。

敢于冒险，宽容试错，才能创新。

但是，在高交易费用领域，要努力追求政策的确定性。

比如，环保政策。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对生态的危害，掀起了环保主义运动。美国国会迫于压力通过法案禁止使用DDT农药。但是，DDT农药被禁止后，疟疾卷土重来，导致非洲每年约百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可见，这一未经论证的环保认知及法令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重启DDT农药，以控制疟疾肆虐。

今天中国实施的垃圾分类、延迟推行的汽车国六标准，同样需要严谨论证与经济效益分析，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又如，反垄断政策。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出台并非基于严谨的经济学分析，更多的是满足意识形态的需求。后来，经济学家将反垄断政策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纠正了以市场占有率为指控标准的错误政策，确立了“经济效率至上”评判标准。同时，芝加哥学派为此提供了大量实证研究。

再如，福利政策。

德国的住房政策是成功的。德国对房租、房价实施价格干预，中国也对房价进行干预但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为什么？德国价格干预有效的前提是德国政府鼓励各种市场主体大量建房，从房屋供给上满足住房需求。

最后看货币政策。

大萧条期间，凯恩斯学说为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凯恩斯学说建立在三大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之上。但是，凯恩斯并未对这三大规律进行严格论证。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研究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存量数据才发现，美国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不变。[7]这一统计发现间接地证伪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动摇了凯恩斯学说的根基。

弗里德曼早在1956年发表的《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并以实证方法否定了凯恩斯学说。如此，宏观干预长期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即现代货币理论缺乏数学论证的同时，在逻辑上亦是错误的。

在货币政策上，弗里德曼执着于控制货币数量。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在投资银行时代，货币数量评估是一大难题。

时至今日，货币政策的问题，既是目的性问题，也是手段性问题。目的性问题更为根本，货币政策应该回归到经济效率之目的上，坚持价格稳定至上以降低交易费用。

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来看，斯密发现了市场之手，凯恩斯发现了政府之手，科斯发现了企业之手，布坎南、诺斯等人发现了制度之手。市场、政府、企业、国家及一切制度，皆需回归到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成本、风险及效益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