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温乎

01

中国是一个家族社会，这一点我们都无须讳言。

在由家族组成的社会里，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必然需要借助家族的力量。家族力量强起点就高，家族力量弱成就也有天花板。

那种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的时代，5到10年前已经不存在了。

很多人还想着重新“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说实话，很可能未来几百年内都不会重新洗牌。

在如今这个时代能做的，要么借助家族的力量更上一层楼，要么从头做起带出一个家族。

那么一个家族是如何崛起的呢？

我们不妨以曾国藩家族来拆解一下。

02

一个家族想要崛起，首先要生在一个好地方，或者搬到一个好地方。

我说的“好地方”，不是特指“北上广”这种大城市，而是人文环境都比较好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属性，这是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比如古代的榆林、大同、辽东都是武德充沛的地方，毕竟靠近蒙古草原嘛，人生不经历几次战争是不完美的，所以这些地方是优质军人的沃土。

如果你喜欢读书，或者想靠读书科举起家，那么在这些地方基本没戏，很可能连“县级优秀教师”都遇不到。

长江以南是富裕、安逸、太平的环境，反而是千百年来出读书人的地方。

再往细说。

每个省、市、县的某些地方，虽然不能和大城市比，但相对来说有本地最优质的资源，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好地方。

比如明清时代的山西没存在感吧，照样有“祁太平”等晋商发源地，宋霭龄跟着孔祥熙回山西，被晋商土气的富裕震惊了。

江苏号称千年读书地，但现在某县照样盛产车匪路霸，具体哪个县就不多说了，得罪人。

所以你看名人传记或族谱的时候，总能发现一个固定套路：XX公在XX时候迁来此地。

他们和孟母三迁一样，都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选择资源最优质的好地方。

曾国藩家族的始祖是曾孟学，清朝初年“卜居定业”，才在湘乡县定居下来，传到曾国藩是第9代。

算算时间，已经200年过去了。

曾孟学“卜居定业”，其实就是在找适宜居住发展的好地方，而在农业时代，山清水秀没有频繁的洪涝灾害，可不是安居乐业么。

说到这里就有第二个关键问题：家族传承。

这点真的很重要。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几十年崛起很多富豪，但是当他们发家致富以后，想把家里的亲戚带出来一起做，却发现都是猪队友。不是合伙掏空公司，就是仗着老板是亲戚而为非作歹。

到头来，这些富豪还是只能单打独斗。

这些事情不是我编造的，都是新闻里报道过的案子。

于是，在未来家族的历史上，他们不是带着家族发扬光大的人，而是家族的创始人。

这就属于没有家族传承。

如果一个家族每代都有做官、读书、经商的人，那么培养出来的孩子必然是优质的，毕竟掌握着优质资源，用资源砸也能砸出一身本事来。

最近几年很流行一句话：寒门再难出贵子。

其实真相很残酷，寒门自古以来都难出贵子，因为既然是寒门必然缺少资源传承，没有传承哪来的贵子？

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寒门，其实是古代的中产阶级，像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都称不上寒门，压根连门都没有。

前几十年是因为革命扫荡一切，把大家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才造成“寒门出贵子”的现象，这本来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基本不具备参考价值。

当中国社会回到正常轨道之后，寒门难出贵子，便会成为常态。

所以一个家族有了数代人的积累，有了各种资源传承，抓住机遇出贵子是大概率事件，而没有积累和资源传承，出贵子是碰运气的偶然事件。

比如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的时候，把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兄弟带出来，个个都精明干练，工作能力强的一塌糊涂。

正是至少三代人的耕读传家，才能培养出这些优秀子弟，碰到机会就可以抓住，成就晚清第一家族。

再说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洪秀全攻入南京之后，把好几个家族成员封王，也想过让他们独当一面，结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典型的猪队友。

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和清朝还没有分出胜负，如果想培养是有机会的，但洪秀全发达之后，其他人却带不动。

所以说......生在好地方只是起点，每代人努力奋斗是过程，任何地方出差错都要重头再来。

你说一个家族想崛起，难不难？

03

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原始积累，就有机会更进一步，提升一点社会阶层和个人地位了。

从事什么职业，才能提升家族社会阶层呢？

从政和学术。

我们的教科书上有很多历史名人，有孔子、老子、秦始皇、霍去病、戚继光、张居正、曾国藩等等。

大家仔细看一下，凡是被写入教科书的名人，基本都是官员或学者，从来没有一个商人因为赚的钱多，而被正儿八经的写入教科书。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政治和学术是公共职业，不是任何人可以私有化的。

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官员终究有退休的一天，到那个时候，权力和地位就要交给接班人，基本不会有直接子承父业的事情。谁要是敢说，我的职位留给儿子啦，恐怕要被社会舆论喷死。

哪怕皇帝可以世袭，也从来没有任何朝代万年不朽。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而参与政治的人，又时刻被一条道德标准束缚：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新中国提出来的，但曾经的每个王朝都不敢说：本朝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哪个皇帝和官员敢说这样的话，他的地位合法性马上就没了。

由于政治是公共职业，官员做几件好事便要被称颂好久，这种荣誉感不是商人赚钱能买到的，而官员又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从而让人感到畏惧。

荣誉感+畏惧感，便是从政的优越性。

学术更是扩宽人类认知边界的职业，但凡能在学术上有一点点成就，必然能在史书上留下浓重一笔。

比如司马迁被汉武帝割掉男根，擦掉眼泪写出《史记》。日后山河破碎朝代更替，但后世的王侯将相依然把《史记》奉为圭臬，提起太史公都要顶礼膜拜。

司马迁用学术在每个人的心头开疆拓土，建起一个永不破灭的国。

还有蔡伦改进造纸术、沈括编撰《梦溪笔谈》、王阳明发展心学......都是用学术书写历史。

这就是学术的公共属性。

如果说官职不可以世袭，那么学术更不能世袭，因为在所有的职业里，学术更讲究个人能力和天赋。

同样一门知识，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所有的世俗关系都不能代替。

学者能留给子弟的，只有名声。

而且一旦学者有学术突破，他面临的将是造福全人类，这才是无上光荣的大事业。

国家和社会，怎么可能不尊重学者？

学者的社会地位，怎么可能不高？

哪怕是现在的商业社会，听说谁家孩子考上博士了，马上就要高看一眼。

如果这个博士将来从事的也是学术工作，那么将来给孩子的资源传承，是不是不一样了？

这样两代人下来，一个书香门第就出来了，家族原始积累就算完成了。

所以曾国藩等士大夫家族，都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政治和学术两开花，就算家族由于政治斗争而暂时没落，凭借优秀的学术功底，迟早有翻身的一天。

而商人恰恰是私人职业，基本没什么公共性。

现在的很多人喜欢用“财主修桥补路”说事，但我们要知道，商人修桥补路没有强迫性，他愿意自然是好事，不愿意的话谁都不能强迫。

公共和私人的分界线，在于是不是强迫为人民服务的。

政治和学术的天然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商业的天然使命是赚钱，这才是公共和私人的区别。

既然商业是私人职业，一切动机都是为了自己，那么社会地位不如官员和学者，又有什么不正常？

人民群众喷资本家，又有什么不正常？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不论静下心来做学问，还是不受诱惑为人民服务，都要有经济基础做保证，所以在一个家族崛起的路上，一代人做商人努力赚钱，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以说商业是家族崛起的前提，政治和学术才是根本。

你看最近十几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里面，工农家庭越来越少，官员、学者、商人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考中公务员并且发展好的，其实背后的家世都不错。

这就是由商业起家，然后转型学术和政治的历史进程。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能看到很多持续发展的家族，甚至出现一些名门也说不定。

04

如果一个家族已经走过原始积累阶段，并且在商业、政治和学术上有所发展，那么下一步该如何保持地位，甚至更上一层楼？

联姻呗。

不管中国也好美国也罢，婚姻永远是家族最稳固的关系，将来再生一个身怀两家血脉的孩子，那么这两家的关系就算永远绑定在一起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血脉才是最坚固的利益堡垒。

穷小子难娶白富美，普通女孩难嫁高富帅，就在于本身的价值不高，不能和对方提供等价交换。

白富美或者高富帅的家族，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凭什么白白送给穷小子和普通女孩呢？

所以曾国藩的子孙后代，联姻的都是绍兴俞氏、义宁陈氏等名门望族，绍兴俞氏就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家族，义宁陈氏就是陈寅恪家族。

这才是顶级家族的门当户对。

再细化一点，每个省市县都是无数门当户对的家族，他们之间才是互相联姻的对象，一级压一级，一层套一层，这些互相联姻的家族，组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

这些关系网也叫做背景。

随着草莽龙蛇的时代过去，只有进入这些关系网，才能有用武之地。如果进不了关系网，任你文韬武略，也只有独自垂泪的命运。

当然，有人是可以找到捷径的。

宋朝科举发展起来以后，就有“榜下捉婿”的传统，你只要读书好考中进士，长得也不是太磕碜，就有大家族的管家把你拖回家里去，劈头盖脸就问：

“相公前途无量，我家小姐待字闺中，敢问相公有意否？”

要是进士说：“好。”

那么当天晚上就能拜堂入洞房，简直是人在榜下站，妻从天上来。短短一天时间，前程和老婆都有了。

现代社会没有科举了，但是有大学。

不管多么牛逼的家族，孩子总要读大学吧，而且是读顶尖的好大学。

大学的4年时间，基本是平民精英、世家子弟产生交集的唯一窗口期。于是很多特别优秀的平民精英，在大学期间遇到同样优秀的世家子弟，两个人互相欣赏，毕业后结婚生子。

这个平民精英就算进入关系网了，从此打下毕生事业的基础。

看起来是癞蛤蟆吃到天鹅肉，对吧，但前提就是，这个平民精英真的特别优秀。

长得特别好看、知识特别丰富、能力特别强、情商特别高......这些都是优秀的能力，足以吸引对此感兴趣的异性。

《人民的名义》里的祁同伟说：“改变我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权力。”

他错了。

如果没有知识，祁同伟根本没有机会认识高育良，更没有机会得到省级领导女儿梁璐的欣赏，他的惊天一跪又从何谈起？

表面上看知识没什么卵用，但知识可以把你送到改变命运的平台，这种改变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归根到底，命运终究是知识改变的。

这里就要举一个例子。

教员。

我们的固定印象里，教员是龙傲天的现实版，刚出场就是满级号，在新手村就得到顶级装备，然后建功立业一生顺遂。

其实哪有这么简单。

教员家族是明朝洪武年间搬到湘潭韶山的，漫长的500年过去，家族也没什么起色，以种地和做工为生。

教员的爷爷是老实人，由于家境窘迫，还把祖传的土地卖出去一部分。

直到教员的父亲到湘军当兵，才算是增长了阅历见识，回到老家碾压没见过世面的睁眼瞎。

嗯，湘军能赚钱是公开的秘密。

他用当兵赚的钱买了22亩土地，然后又做稻谷和猪牛生意，把家业攒到3000块，而且他还发行了流通十里八乡的纸币。

正是有父亲的原始资本积累，教员才能到长沙读书，看准一个学校就交钱报名，报完名就不去了，紧接着又报了几个学校。

他求学花掉的报名费，加起来够普通人家生活多久？

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虽然教员小时候和父亲关系不好，但没有父亲赚的钱，他就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更没有机会到湖南一师见到杨昌济。

而见到杨昌济，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杨昌济的祖上两代是太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和向氏家族世代联姻，属于板仓的小型望族。这里要划重点。

杨昌济长大后到英国和日本留学，追随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和章士钊交朋友，回国到湖南一师任教，随后到北京大学做教授。

当时，杨昌济是中国文化圈的名人，甚至是湖南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之一。

教员正是在湖南一师特别优秀，才得到杨昌济的赏识，并且得到杨开慧的芳心，从此由土财主的儿子，一跃得到湖南名人圈的门票。

他后来组织的各种学会、罢工、走访等活动，和杨昌济留下的人脉、声望没关系吗？

而这些活动正是后来那些事的基础，所以教员的崛起之路，要追溯到曾国藩的湘军，然后是平民精英的知识改变命运，最后才是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才华。

教员走过的路，不正是地域、传承、商业、知识、联姻的一条龙么。

哪有什么龙傲天。

其实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5

我们之前说的，属于家族崛起的普遍通道。

一般来说，按照这种路子走，做到中产阶级差不多了，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特殊机缘。

所谓特殊机缘，只能是时代变化。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的最大成就，大概率是二品京官，在满人横行的清朝，曾国藩是否做到总督都不一定，更不用说封侯。

左宗棠基本就是个乡间士绅。

可太平天国起义，暴露出八旗和绿营的无能，这才有清朝重用汉人地主的策略，曾国藩的湘军才有机会成立。

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无不是抓住太平天国的风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再往后说。

如果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教员的一腔文韬武略，又到何处施展？

香港富豪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屁嘞，要是没有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电影和房地产浪潮根本无从谈起，李嘉诚们到哪里赚钱去？

这些就是特殊机缘。

每次时代变化，都要淘汰一批旧势力，但总有一批不甘人下的牛人，抓住机缘成就一番事业。

而是否能够抓住机缘，完全要看过去几代人的积累程度。

有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句话没错，谁都管不了儿孙的事情，他们的福祸都是咎由自取，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你不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把责任推到下一代，你一辈子没有完成的事情，孩子们就要重复你走过的路。

这个世界是接力赛，从来不是百米冲刺。

要是每代人都想着“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么下一个时代变化到来，你的儿孙们还是抓不住机缘，还说什么改变命运呢。

抓住机缘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又是另一回事。

有些人赶上时代变化，莫名其妙就成功了，回过头来再看还是一脸懵逼，不禁感慨：都是运气啊。

对，都是运气。

但好运气不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06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都绝望了，家族崛起这么艰难，普通人难道没机会了？

那倒也不是。

任何时代阶层都不是绝对固定的，个人和家族也是流动的，没有家族能永远站在舞台中心。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实在是有道理的。

官员退休人走茶凉、学者去世后继无人、商人经历波折更是家常便饭，这些都可能是一个家族衰落的起点。

毕竟......能把家族发扬光大的都是牛人，子孙后代很难有他们的能力和机缘，想保持住家族地位是很难的，所以牛人的子孙后代，每代人都要比上一代降一级。

接替他们的，就是逐渐崛起的新家族。

最近几年网上有句话：“人家三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对于这句话怎么看，文章看到这里，恐怕你也有答案了。

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句话是反人类的，它触及到国人最大的希望：知识改变命运。

从现实层面来说，这句话是成立的。

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之前看到的火箭蹿升太多，于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阈值，以为火箭蹿升是常态，现在走到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很多人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

慢慢的大家就会知道，上一代人走完三代人的路是非常态，按部就班用三代人走完之前一代人的路，才是常态。

游戏规则变了。

人永远不能改变社会，只能适应社会，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公平，只有相对公平，这是事实，我们无须讳言。

我们能做的，只有在相对公平里得到公平。

如果你非要说现在就没希望了，那当我什么都没说。

不过话说回来，家族是把双刃剑。

历朝历代想彻底抹平的，就是各种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每个平民精英的最大理想，却是用自己的努力成就一个辉煌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