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例与变化

今年一季度极不平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面对严峻形势，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14亿人的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应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持续增长；复工复产进度明显加快，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3.2%、9.6%、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其中商品零售额下降15.8%，餐饮收入额下降44.3%；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12.5%。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十分明显，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车头——消费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效发挥。在国外疫情加速蔓延，国际市场难以快速恢复的新形势下，如何拉动内需成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为此，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优势，在拉动内需、振兴消费上各显神通，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发放各式各样的消费券。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据初步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有28个省份、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消费券达190多亿元。”这些促消费措施取得明显效果，实现了聚焦人气、增信心、振消费的目标。

消费券的使用在我国曾有先例。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杭州和成都等城市便尝试采用消费券来刺激居民消费，而消费券的使用主要针对家电、教育、购房、旅游和生活物资采购等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或服务，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据当时杭州财政局统计，第一批消费券对商贸行业的拉动效应是1：2.06，有效果但是不明显，特别是对比今年的这波消费券发放大潮，更显得效果甚微。3月份以来，全国有超过100个城市通过支付宝发放数字消费券，平均“杠杆效应”超过8倍，最高达到15倍，也就是每1元支付宝消费券直接拉动8元消费。相比于12年前，此次的消费券发放模式有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政府积极寻求与各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合作，发放电子消费券，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成本和印刷成本，同时使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更加透明化、便捷化，也更加有利于政府部门统计、核查和监管。

其次，消费券的定制化属性更强。在线上支付、手机支付大量普及的中国，微信、支付宝等平台掌握了大量的用户消费信息，可以快速有效地区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人群。政府据此可以有效调动消费者个人信息，以保证消费券和现金发放的适配性，提高消费券发放的精准度和真实利用率。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通过跟美团、大众点评等生活服务平台合作，与其进驻商家联合促销补贴，实现对不同行业的精准帮扶。

二、实践和效果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三月初，济南市就率先发放2000万元的消费券用于一些科教、文娱场所。随后，全国各地省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南京市直接把补贴额度推上了亿级，而杭州市虽然是个后来者，但其补贴力度之大令人惊讶，通过支付宝向全体在杭人员发放总额将近16.8亿的消费券。具体情况是，政府发放5亿元的电子消费券，其中1500万元定向用于困难群众的的消费补贴（人均100元现金消费补贴），剩余4.85亿元用于电子消费券发放。同时各商家积极响应杭州市政府号召，匹配优惠额度11.8亿元。目前，杭州已经发放了六轮消费券，居民消费热情明显高涨。各大商超、餐饮场所人流量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有的甚至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仔细对比各地方的消费券政策，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消费券发放力度与地方财政水平直接挂钩。目前消费券的发放主要依赖的是地方财政，因此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方消费券总额更大、补贴方式更加多样，财政赤字率相应也会更高一些。这就引发了不公平。长三角地区普遍补贴力度大，中西部省市的低收入家庭更多反而获得的补贴与支持更小。因此国家财政应当积极通过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等再分配方式帮助不发达地区恢复消费，提振经济。

其次，政府与生活服务平台合作实现精准扶持。观察比较各地的消费券发放平台，除了最常用的两大支付方式微信和支付宝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平台——美团。美团不仅仅可以实现线上支付的功能，还跟地上商家有着最为直接密切的接触。多地政府与美团合作，联合推出“安心消费节”活动，让政府发放的消费券真正流入到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商家那里去。凡是达到美团《餐饮商户卫生服务信息在线披露规范》标准的商家，均被认证为“安心餐厅”，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消费者的顾虑，提振了消费信心。众所周知，小微企业是此次受疫情影响的最为严重的经济体，几个月的停业关门已经让小微企业尤其是餐饮、娱乐业举步维艰。这些企业在美团多有入驻，政府和美团甚至和这些商家三方联合推出定向消费券或者折扣券、减免券，实现精准帮扶，解决了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 

三、乘数效应和替代效应

消费券的目的是促进消费，带动生产，实现经济机器的良好运转，有时它具备四两拨千斤的巨大威力，有时它又如石沉大海，未能惊起市场的一点波澜。这就涉及到消费券的两种效应——乘数效应和替代效应。

消费券乘数效应是指发放消费券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和提振消费者信心，带动居民额外消费增加，使全社会消费支出规模扩大。而消费的扩大又通过刺激产品销售使企业加大投资，从而实现经济比消费更大程度的增长。

消费券替代效应是指由于消费券多用于购买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收入弹性，所以发消费券后居民便可将原本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转化为储蓄，而用消费券购买计划内的日用品，因而削弱了消费券扩大支出的作用。

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杠杆撬动效应（1元消费券带动了多少元消费）应该说是比较浅层、初级的乘数效应，因为乘数效应最终追求的是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而不是产业链上某个企业的风景独好。这一点，在消费券的具体设置上可见一斑。

许多地方的消费券是分类的，而不是通用的，有限制为餐饮的，有限制为文旅的，有限制为家电的，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会发放用于蔬菜肉类的消费券（除非是针对困难群众的），因为它的产业链过于单一，就像多米诺骨牌的排数太少发挥不出最大的作用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杭州发放的通用消费券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亲身经历，大多数杭州市民都把消费券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即那些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如蔬菜水果、牛奶零食了，这时候消费券发挥出的杠杆撬动效应转换成了替代效应，虽有效果但是大打折扣。因此，正如许多专家建议的那样，政府的消费券应该种类更细致一点，对象更明确一点。

四、发钱还是发券？

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之初，不少老百姓质疑为什么不直接发钱呢？其实，并不是发钱有什么不好，毕竟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许多外国如美国、加拿大为了应对疫情都开始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这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我国居民与国外居民的消费习惯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储蓄，现金流通效率很高，直接发现金和消费券基本没什么区别。反观我国，民众的储蓄意愿很强，消费意识仍然与国外有很大差距。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总储蓄率在16%左右，而我国的这一数值高达45%，且已是近10年来的最低值。也就是说，我国居民在收到现金后，会将很大一部分储蓄起来，或被拿去还房贷甚至脱实向虚，流入金融市场，成为投机者的资本。这与发钱的本来目的相悖。

二是发现金不具备乘数效应、杠杆效应。发现金相当于政府请客，政府发多少，民众用多少。发消费券则是政府和居民AA制，政府只给达到一定额度的消费给予补贴。这样一来，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释放了消费潜力，还焕发了产业链的活力，使财政效用最大化。

但发消费券也不是万能之策，毕竟消费券的主要目的是振兴消费。对于一部分的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仍然需要发放一定的现金供其自由支配以助其度过短时的难关。

五、问题与对策

发放形式。本次消费券发放，全国各地都依赖电商平台线上发放，虽然具备成本低，操作易、可追溯等各种优势，但许多老年人反映自己根本不知道有线上发券这回事，知道了也不会抢，还得求年轻人帮忙。老年人恰恰除了基本的养老金外，没有固定的收入，正应当是消费券发放过程中有所倾斜的目标群体。其实，不仅是老年人，即便是年轻人也未必及时获得了发券信息。虽然地方政府通过许多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渠道发布了相关信息，但终究具有随机性、偶然性。

因此，对上述两方面问题提出两点建议：1.增设老年人线下领券渠道，保证券到人手。2.通过短信方式发布发券信息，确保发券对象知悉相关事宜。

平台的选择。作为政府补贴，政策实施一定要合法合规，要注意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在使用平台的选择上，不能随意指定哪家平台做这个事情，破坏市场竞争机制，违背公平理念。比如，嘉兴市第一轮发放消费券选择微信，第二轮则更改为支付宝。

合谋套现。很多人对政府发券不发钱很苦恼，于是动起了歪脑筋，与商家合谋一起“薅”政府羊毛。具体来说就是消费者不买东西但是付给商家钱来用掉消费券的折扣，商家再返还一定的钱给买家从而合谋套现政府的补贴。浙江绍兴一姐妹因套现已经被公安机会查处，甚至有可能以诈骗罪论处。但这种散户还不是最可怕的，中国的羊毛党黄牛党市场之发达，超出想象。有的黄牛专门有自己的团队，几乎形成垄断之势，还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以搜集全国各地的消费券，并拿到市场上出售。

那种面额大补贴又大的券极受市场青睐，比如满200减100的这种。政府一边发，黄牛一边收，厉害的甚至能在短时间内赚几百万。而且这些黄牛足够狡猾，支付宝上抢，微信上卖，极大的增加了公安机关的搜查难度，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性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加强消费券合理合规使用宣传教育，端正消费者行为；同时，公安机关要联合各平台，限制个人拥券数量，信息共享，实时追踪，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让消费券发挥其本该有的作用。

新冠疫情的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正逐渐把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扩散到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对于经济领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纷纷预测世界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外疫情影响十分严重。在国外需求骤减，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形势下，消费券的积极创新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消费信心，拉动经济重回正轨，也为中国经济应对危机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消费券似乎正逐渐完成其历史使命。不过正如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建议的那样，既然消费券的实践得到了充分证明，今后我们应该着重研究如何将消费券从短期手段转为长期政策杠杆。这或许是此次疫情带给中国经济最大的启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