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曾经做过一个纪念高考恢复的节目，记者采访了好几个1977年高考的当事人，他们后来的人生五花八门，但他们在镜头前的开场白大多出奇的类似：

“如果不是邓小平，我可能还……”

如今，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开始了高考志愿的填报工作。经历了大规模扩招和自主招生等一系列改革后，高考身上“改变命运”的成色似乎越来越暗淡。但四十多年来，改变命运的大门其实从来没有关闭。

正所谓选择大于努力，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回答去哪上大学，其实是在回答，哪个城市在未来十年最具发展潜力？那个城市正在走过“历史的进程”？

1

从人口流动

看过去十年城市发展

在衡量城市的诸多指标中，人口最为直观简洁，它既是城市发展的因，也是城市发展的果。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增速从2016年起逐年下降，总人口增长出现疲乏；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区域分化严重。

过去我们常讲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差异，如今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南北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按东西来看，2019年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50万，按南北来看，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可以达到167万[1]。人口南迁从2015年起开始，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供给侧改革下暴露出南北方产业结构的差异。

在以人口机械增长衡量的人口流动情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不仅位居前二，而且远高于其它省市。同时，在前十大人口净流入省市找那个，除了新疆与西藏之外，清一色为南方省份。

进一步细化来看，人口流动的分野不仅表现在跨省之间，来自城市内部的分野实际上更为严峻。

首先，人往大城市走。在第一财经公布的中国城市排行榜中，2010-2018年一、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达到12.14%和8.85%，而三、四线仅为3.43%和3.46%[2]。然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开始反超一线。

其次，省内人口向省会走。在人口流动格局中，更多表现为省内较多城市人口流出，而且单一流向省内特定城市，例如江西、陕西、云南、辽宁，只有一个人口净流入城市，便是省会，福建则流向厦门和福州，山东省内人口迁移也是向青岛和济南聚集。

即使是人口流入大省浙江和广东，内部分化也极其明显。以浙江为例，2019年84.1万的人口净流入中，杭州和宁波的净流入分别达到49.35万人和30.07万人，已经占据了超过90%的流入比重[1]。

显然，随着人口增速放缓，未来人口难以再现过去的高速增长，人口争夺将进入存量博弈阶段，各个城市也站到了分野之处。对城市而言，谁拥有更多人口，谁便将拿到未来十年城市竞争的门票。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要想长期吸引人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产业。人口拉动产业发展，产业吸引人口留下，产业是城市真正的基本盘。换句话说，选城市，其实是在选这个城市的代表性产业。

这也解释了为何2017年西安打响“抢人大战”第一枪后，2018年人口流入就开始回落——虽然抢人政策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但政策失去持续性后，效果便大大下降，只有产业是一座城市永恒的吸引力。

对大众而言，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之城，比起一味挤入北上广深，其实要更重要。

2

二线崛起，

未来十年城市发展最大的确定性

一线城市有无数优点，但当房子成为扎根的门票时，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北上广深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吗？

平心而论，一线城市往往拥有最庞大的产业资源，但在当下的中国，产业分层正在普遍地发生。

过去，产业选择较少时，各个城市都在争抢，结果便是产业同质化严重，这也为北上广深能跑赢全国奠定了基础。而如今，产业高、中、低的分化已经出现，国内各大城市又有足够的空间去进行分层选择，北上广深不再是对谁都合适。

珠三角便是一个典型代表，既有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中心的电子计算机制造产业链，也有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中心的通信设备制造产业链，还有以佛山、珠海、惠州为代表的智能家电制造产业链[2]。在这里，东莞、惠州、珠海都在尝试找到自己的产业位置。

换句话说，以前没有高端产业，沿海搞制造业，内陆也搞制造业，各个地方从上游到下游都想握在手里。如今随着产业分层开始出现，二线城市在个别产业链环节上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另一方面，随着大国崛起对制造业的重视，产业发力使得区域限制得以突破，机会平等地分给了每一个城市。

我们可以从过去20年时间里就业与热门专业中一窥究竟。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掀起的“外贸潮”，助推了英语和国贸专业成为当时的香饽饽，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产业从高度外贸以来转向内需发展，外贸热退潮后，金融热随之问鼎。

不论是外贸还是金融，前者受制于贸易产业自身特点，沿海城市必然受益；后者作为高端服务业自然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有着更丰沃的成长土壤。

当下，面对大国崛起下对产业自力更生的要求提高，半导体、互联网等硬核产业无疑将是未来十年的关键。与外贸、金融不同，工程师热带来的产业需求并不会在地域上依赖特定沿海城市，也不再是属于一线城市的垄断资源。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才不一定在一线城市才能获得机会，华为研发中心落户南京，小米在武汉设立总部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各大城市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发展产业，良好的正向循环势必会打通，如今大众在用脚投票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二线城市的崛起与壮大，将是未来十年中国城市格局演变中最大的确定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剩下了一个：谁是二线城市中的尖子生？

3

人随产业走，找准自己的β

判断一座城市的潜力，除了产业，教育、医疗和住房也是硬指标。

网红城市贵阳一度因为大数据产业名噪一时，但贵阳的短板也很明显：教育与医疗资源匮乏。杭州 的互联网产业、电商产业同样成名已久，2018年杭州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3.8%，还有国芯科技、中天微、中科微等一批制造业明星企业[4]，吉利、众泰汽车等汽车制造商也集结与此。

然而对杭州而言，在教育方面仅有浙江大学唯一一所985、211高校，这是它最大的短板。

从这四点看，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二线城市基本上只有四个：南京、武汉、成都和合肥。

南京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华为、中兴、亚信三大通信软件巨头接连入驻，2018年，南京软件业务收入超过4500亿元，占到江苏全省软件业务收入的半壁江山。以软件业为基础，南京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上的发展也不断突破，在智能语音领域成功跑出硅基智能。

在高端产业争夺上，南京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在南京江北新区从零开始打造出集成电路完整产业链，从终端装备、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封装，并且吸引了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和紫光集团的入驻。即使起步落后，但南京展示了极强的产业号召力，打出“全省第一、全国第三、全球有影响力”便是南京的信心与实力[8]。

最为关键的，南京拥有苏州、无锡所全然不具备的优势——教育。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985”高校坐镇，高校吸引高端产业，高端产业留下人才，二者互通、水到渠成。

举例来说，2018年，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合计输出近1.6万名毕业生，更不用说还有南理工、南航、南农、南师大等高校阵线的集体输送。相比较而言，邻近的苏州仅有苏州大学一所211高校，不足1万的毕业生数量，伴随半导体等高端产业的发展，哪里对企业更具吸引力便一目了然。

合肥的高速崛起始于2016年跻身长三角朋友圈。合肥以家电起家，2000年就开始引入格力、美的、TCL、海尔等家电厂商，2017年，合肥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产量合计超过7000万台，市场份额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当之无愧的“家电之都”。

现在合肥各大新兴产业遍地，离不开政府一系列的“风投”操作。2006年时任合肥市市长砸下建造地铁的资金引入了京东方，在此影响下合肥新兴显示产业迅速发展，如今布局了京东方、康宁、三利谱等龙头企业，其中上下游产业链共聚集了75家企业。

2011年又押注半导体，合肥长鑫已成为存储芯片上的一方主力；2019年入局新能源，拿下蔚来、引入大众，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招商引资操作。

合肥的科教势力如今让昔日错失中科大的河南所扼腕叹息，凭借中科大，合肥顺利拿下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其比肩的是上海张江、北京怀柔和深圳。而在新的“双一流”高校建设名单中，中科大位列A类一流高校名单，安徽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也列入一流学科高校，形成有层次的人才梯队。

华为的一位高管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搞快地不难，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按照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强度，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如何安心工作？

拿合肥来说，科大讯飞便是由中科大毕业生一手打造，而在其所属的蜀山区，目前房价仅为1.7万。对比来看，作为上海科技人才聚集地，上海张江的平均房价如今已经向7万发起了冲击。

武汉是中部地区少有的形成了多个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城市。这点是比其他中部省会的一大优势，毕竟即使第二强的郑州，目前最看重的产业也是以中低端的手机代工产业为主。

相比之下，武汉有三大高端产业： 通信产业、半导体产业和激光产业。 

通信方面，武汉是中国第三大通信公司烽火通信的所在地，员工超过1.5万人，此外还有长江通信、华为武汉研究所、海思武汉光电子等通信研发大厂。半导体产业方面： 武汉的是目前国家存储器基地发力点，长江存储初期就投资240亿美金。  

另一项泛半导体产业面板，武汉也是重镇，中国最大的两个面板企业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共有三条大型生产线在武汉。

武汉也是全国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有华工激光、锐科激光等200多家激光企业。

除了国家大力扶植的半导体和通信产业以为，在传统工业上，武汉也可圈可点。  汽车产业不仅有本地企业东风汽车，还吸引吉利、上汽通用入驻。医药领域有超过1500家生物医药企业进入武汉，根据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第三[5]。

可以说，武汉是少数有自己研发班底，并且高科技产业都是以自主企业为主的城市，而非引进外来科技企业，是未来很可能诞生几个新的科技巨头的城市（烽火通信、长江存储），并且武汉的传统工业家底也能够支撑财政对新兴产业的扶植。

同时武汉的高校资源分布与南京旗鼓相当，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在产业人才输出上，在中部具备无可匹敌的优势。百强医院名单上同样上榜5家医院，在一场疫情影响下，武汉在医疗体系将具备更大弹性。

成都的战略地位则在于辐射整个西南地区，其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做的尤为出色。早在2003年，成都就招商引资吸引英特尔投资设立了芯片封装厂，由此带动了德州仪器、ARM、富士康、联想、戴尔等一系列全球知名企业入驻。

同一时间，成都开始布局游戏产业，昔日的星星之火如今也成了燎原之势。作为腾讯五大游戏工作室之一，天美工作室成都团队打造出了《王者荣耀》这款全民手游，电子竞技游戏在成都也已做的风生水起，开放的旅游之都形象很好地拿下了年轻群体的心智。

阿里、腾讯、今日头条、美团、滴滴等等知名互联网企业都在成都扎堆。在新兴显示产业链上，京东方、深天马、中光电、富士康、戴尔、联想等，从上游原材料到中游面板、下游终端实现了全产业链覆盖。

不同于南京周边上海、杭州、苏州竞争对手林立，武汉身处中部竞争环境之下，合肥、郑州都在磨刀霍霍抢人抢产业。成都则在西部拥有绝对话语权，在产业辐射上，西南地区还有重庆的汽车和笔记本产业，贵阳的大数据产业，与成都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对成都而言，区域协作大于区域竞争。

同时，成都在高校、医疗资源上问鼎西南，乃至整个西部，拥有四川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两大“985”高校，在新的“双一流”高校名单上有8所上榜，教育势力强劲。在“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四大名院中，华西医院就坐落成都。

除了这四个尖子生，在广大的中部城市中，也有不少优等生和追赶者，都在抢夺城市发展的门票；西南以成渝为核心，在一方水土上形成自己的一方势力；北方的天津、青岛、济南，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也在为未来转型改变。

四十三年前高考恢复，制度的红利平均的赋予了每一个人，当下这个时点，各个城市的发展有快有慢，选择在哪个城市“上车”变得关键。存量博弈时代，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在绑定一座城的“历史进程”。

如果个人努力是α，那么城市选择就是自己的β，找准对的β，将成为你与他人的起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