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2019年，美团CEO王兴发出的这句感慨，立刻引爆了朋友圈。

彼时，在共享单车与外卖两大赛道，美团胜局初定。本该春风得意的王兴，却格外地感到担忧。

王兴是个聪明人。

他敏锐地察觉到，已经高速驰骋了近十年的、名为“互联网”的快车正在减速。对于后起之秀美团来说，机会之门逐渐关上，再想要成长为阿里、腾讯式的巨人，已然不可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大潮曾经裹挟着大多数人急速奔流，不少人乘势完成了阶级的跃迁。其中的佼佼者，更是一步登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然而，有潮起就有潮落。近几年不断下行的GDP增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改开后最大的财富浪潮，已经一去不复返。仅剩的几朵浪花中，挤满了试图“上车”的人们。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以“新冠”疫情为分水岭，我们或许见证着，“中国世纪”正在朝我们走来。

机遇就如同金矿，而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黄金国”。

但随便挥一下铁镐，就能挖出金子来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未来，勘探金矿需要运气，更需要知识和经验。

秘诀其实并不难。当我们重温过去四十年那些“淘金者”的故事，梳理被反复验证过的财富规律，或许就能发现，中国未来的“金矿”坐落在哪里。

80年代：苏醒

1982年，改革的钟声刚刚在中华大地上敲响，唤醒了第一批沉睡的人们。

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国家的分配下走上工作岗位。其中，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升，进入了家乡惠州的政府部门，而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的许家印，则在舞阳钢铁厂担任车间主任。他们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

按照普通人的剧本，这届大学生毕业后，会迅速填补十年动乱后干部队伍的空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会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接受乡亲们羡慕的目光。

然而，在四川新津县古家村刘家，刘永好四兄弟，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解的决定——干部不当了，辞职回乡创业。

刘氏兄弟的大胆想法，最初来自于老三陈育新（原名刘永美，幼时因为家贫被过继到陈家）。陈育新上大学前，经过邻居家门口，看到门上贴的一副春联：

“借新帐，还老帐，帐帐不清；吃一斤，少一斤，斤斤少少”，横批：“何时能富？”

回想到从小到大吃不饱饭的经历，心中酸楚不断刺激着陈育新。他暗暗发誓，毕业后要回乡当一位“新型农民”，发财致富。

而时代正巧给了他选择的机会。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适当发展。”——这是中央首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彼时，距离“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已经过去4年。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这个古老的领域迸发出巨大商机。

中央文件给了陈育新极大信心，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他，向其他三个兄弟提出，要回老家搞养殖业。

四兄弟一拍即合。他们卖自行车、卖手表，凑出1000元钱本金，干起了鹌鹑养殖的行当。

因为大哥刘永言和二哥刘永好是电子行业出身，他们将计算机设备用于饲料调配和良种选育上。三弟陈育新和四弟刘永行，则利用自己的农业知识，摸索出鹌鹑、猪和鱼循环养殖的路径，大大降低了成本。

俗话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短短6年时间内，刘氏兄弟的养殖规模就达到年产15万只鹌鹑蛋，资产1000万元。四兄弟的成功，甚至掀起了新津县养殖鹌鹑的热浪。

（刘氏四兄弟）

80年代末，米饭馒头刚刚吃饱的中国人，肉类消费快速增长，全国禽畜养殖规模一年一个台阶。而迅速扩张的饲料市场，则被以泰国正大集团（正大综艺的赞助商）为首的外国饲料商占据着。

养殖户们为了买到育肥效果好的“洋饲料”，甚至不惜送烟送酒，昼夜排长队抢购。

曾经在饲料研发上颇有心得的四兄弟，决定二次创业，杀入这个更广阔的市场，正面挑战外国厂商的霸主地位。

他们请专家、做试验，很快就研发出“希望牌”饲料。“希望牌”不但效果上不输“洋饲料”，而且成本更低。一番价格大战过后，“希望牌”饲料击退正大集团，雄踞西南三省饲料销售榜首。

自此，刘氏兄弟和他们庞大的饲料帝国，渐成雏形。

不过纵览80年代，在官方文件中，“民营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即使如刘氏兄弟这种每年盈利上百万元的企业家，也只能以“个体户”、“公私合营”的形式，羞羞答答地展现于世。

真正的机遇，还是更多地属于那些敢想敢干的国营厂长们。其中，就不得不提佛山市三水饮料厂厂长李经纬。

1984年，曾经干过县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通过关系将厂里刚研发出来的“健力宝”运动饮料，送到了广州亚足联会议的桌子上。

这种装在高档易拉罐里的橙味饮料，让中国足协官员们啧啧称赞。经过足协的引荐，健力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选饮料。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初次征战，就斩获15枚金牌，国人的自豪情绪空前高涨。在赛事报道间隙，记者们注意到许海峰、李宁等名将手中所拿的易拉罐。很快，《“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 、《中国靠“魔水”加快出击》等报道，随着体育新闻登上报纸。

健力宝一夜成名。

短短两年时间，健力宝的销售收入，就由0飞跃至1.3亿。最紧俏时，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炒到2万元。

李经纬的发家速度,堪称刘氏兄弟的十倍。

然而，当指针指向下一个十年时，李经纬和刘氏兄弟的命运，却骤然发生倒转——曾经高光无限的李经纬，逐渐坠入舆论的漩涡，而刘氏兄弟却在兜兜转转中，登上生涯的巅峰。

90年代：变革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犹如一阵春风，吹散了“姓资姓社”的阴霾。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在政府的许可下，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93年，私营企业数量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23.8万户，增长170％。

向往财富与冒险的人们，终于勇敢地揭下了“民营经济”的面纱。其中不少当年下海的人，如史玉柱、郭广昌，日后成长为商界大佬，被媒体们统称为“92派”。

对于刘氏兄弟来说，这一年，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经过80年代农业生产大解放，90年代农业市场逐渐饱和，饲料行业利润下降。四兄弟中，有人因此产生了转行的想法。

经过商量后，四兄弟正式分家。老大刘永言回到了他钟爱的电子行业，后来研发出了著名的“森蓝牌”变频器和中央空调；老三陈育新则开始涉足房地产业。

三年后，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也因为经营理念不同、分道扬镳，刘永行继续深耕于饲料行业，刘永好则实现了“新希望集团”的上市和多元化经营。他甚至还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副主席。

几乎同一时间，健力宝集团也发生裂变。

1994年，体操名将李宁听从朋友的建议，从曾经大力扶持他的李经纬手中，购回李宁公司的股权，从此脱离国资的控制。

此后二十年，李宁在中国体育用品市场一骑绝尘。

这次股权回购，虽然得到了李经纬的首肯，但却没有经过健力宝股东——三水政府的同意。白白丢掉“李宁”这个金字招牌，让三水政府和李经纬之间的关系，从此出现裂痕。

三年后，李经纬在广州斥巨资建造“健力宝大厦”，并希望搬迁总部，这进一步激化了他和三水政府的矛盾。自此，李经纬陷入到与当地政府争夺国资所有权的漩涡当中，健力宝的销量也大受影响。

最终，李经纬被踢出局，直至身陷囹圄。而健力宝这个红极一时的饮料品牌，也因为后继者经营不善，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著作《大败局》中，将健力宝的失败，主要归因于那个时代特有的产权纠纷、政商矛盾。即在改制过程中，国企厂长们普遍带有的“原罪”。

然而，他或许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饮料行业格局的急剧变迁。

健力宝崛起于中国人对于“吃和喝”极度渴望的80年代。那个时候，饮料市场一片空白，成就了健力宝和李经纬。

然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人的口腹之欲得到满足，饮料市场从野蛮生长，转入精耕细作。恰逢此时，可口可乐等外资厂商，大举攻入中国。

在积累了上百年营销和管理经验的外资对手面前，无论是国营的健力宝、北冰洋、冰峰，还是民营背景浓厚的娃哈哈（曾推出“非常可乐”），都毫无例外地败下阵来。

从这个角度看，健力宝的消亡，或许是时代的必然。

在变革的90年代，不少像健力宝一样国企在转型中阵痛，但也有国企，乘着行业东风，完成华丽转身。

李东生带领的TCL，就属于后者。

大学毕业那年，抱着对电子产业的满腔热情，李东生向惠州市政府主动请缨，要求下放到当地一家小电子厂锻炼。

这家厂子当时与港商合作（全国首批12家合资企业之一），引进了全国第一条磁带生产线。但不料生产刚有起色，就被磁带大厂索尼投诉侵权。

无奈之下，电子厂转产电话机。

产品刚出炉的时候，刚刚成为总经理的李东生，带队前往西安展会销售产品。但摆了一天摊，李东生只签下10张订单，赚的钱还不够此行的差旅费。

“技术男”李东生彻底体会到了市场的残酷。此后，他一改国企厂商只顾埋头生产的弊病，花大力气建设销售网络。通过向邮电局让利，TCL电话机在80年代末，一举成为全国第一。

然而李东生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成绩。

90年代初，刚刚富裕的中国家庭，开始将更多的钱花在家用电器上，特别是大屏幕彩电很受欢迎。但此时，市场仍主要由日韩巨头把持，进口彩电价格高昂。

李东生敏锐地察觉到商机。1992年，他斥资引进一条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拉开了TCL彩电王国的序幕。

为了抢滩市场，TCL不但在电视台黄金时段和报纸黄金版位，大面积投放广告，还和商场签订“不平等条约”——如果销售额不达预期，TCL将给予商场全额赔偿。

这种在当时闻所未闻的市场“打法”，取得了奇效，也反映出李东生对于自家彩电的极度自信。物美价廉的TCL王牌彩电，很快攻占各大城市柜台，TCL也跻身国产彩电行业前三强，与长虹、康佳、创维等品牌齐名。

有意思的是，TCL李东生，与康佳陈伟荣、创维黄宏生还是同班同学，三人均毕业于华南理工无线电专业，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左：黄宏生 右：王东生）

所谓“时势造英雄”，仅一个班级就能涌现出如此多的豪杰，90年代家电行业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只可惜，盛宴终将散场。

00年代：盛宴

年纪稍长一些的人，可能还会对世纪之交的那场彩电大战记忆犹新。

随着各大巨头纷纷在90年代扩建产能，彩电行业很快演变为一片红海。索尼、三星等日韩厂商，干脆退出中低端市场，专注于高端技术研发。

对于缺乏技术积累、只能游走在中低端市场的国产厂家来说，一场价格大战，在所难免。

行业老大——四川长虹率先开了第一枪，宣布旗下所有产品降价一折到两折不等。TCL等有实力的龙头，很快宣布跟进。

此后每一年，彩电行业价格战似乎都成了惯例，甚至蔓延至冰箱、空调等其他家电领域。为了抗击长虹，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三位同班同学，一度结成价格联盟，死扛着不降价。

但最终，陈伟荣还是率先败下阵来，偷偷地降价，“把哥几个给卖了”。

这场世纪大战战况惨烈。如意、黄河等地方品牌纷纷倒下，国内六十多家彩电厂商，十不存一。

“华工三剑客”也难得善终。因为业绩下降，引发股东不满，陈伟荣被迫隐退；黄宏生则由于激进扩张，挪用公司资产，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李东生的处境也异常艰难。因为国内机会渺茫，李东生决定走国际化路子，先后并购法国彩电企业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移动电话业务。

但李东生不仅没能让“洋企业”扭亏为盈，反而造成了TCL的不断失血。因为这件事情，李东生甚至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差老板”，迎来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家电行业的盛宴结束了。但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盛宴，正在徐徐展开。中国即将迎来五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富运动，上千万人因此受益。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余威犹存，中国经济硬着陆。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中央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开始推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房地产市场化的时间点，正巧赶上70、80年代中国“婴儿潮”一代成家立业。而这一批人又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2000年后中国“入世”，家庭财富快速增长。

多因素作用下，中国房地产业开始了狂飙突进的20年。

这个行业的“蛋糕”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中混杂着民企、央企、地方国企，甚至连买衣服的、搞家电的，都要来掺和一脚。

例如前文作饲料起家的刘氏四兄弟，除了老三早早地钟情于房地产外，其他三兄弟虽然分家时方向各不相同，但最终也都不约而同地涉足房地产业务。

不过在这些人中，跑得最快的，还是当属我们的“许首富”许家印。

论资历，许家印入行时间是比较晚的，1997年才推出恒大的第一个项目。此时冯仑、潘石屹等前辈，早已在90年代初海南的地产泡沫中，经历了一轮沉浮。

但若要论冲劲，无人出许家印其右。

许家印出生在河南周口农村，幼时丧母，家徒四壁——上学时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发霉长毛了也不舍得扔，18岁前只去过一次县城。

因为对贫穷的记忆，贯穿于青少年时期。许家印和刘氏兄弟一样，有着对财富的异常渴望。

但搞房地产，光有冲劲还不够，还需要有敏锐的商业嗅觉。而许家印的长处，就在于十分擅长资本运作。

许家印开发恒大的第一个盘——广州金碧花园时，启动资金不够。他首先向银行贷款付了土地定金，又说服施工单位带资入场，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火爆出售，创造了“当年征地、当年开工、当年售罄、当年入住”的速度神话，恒大也因此赚了“一个小目标”。

今天，这一套策略被坊间称为“高周转”。

许家印心里清楚，资本不足是地产公司扩张的最大阻碍，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恒大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2002年，恒大收购上市公司“琼能源”，成为广东第一家借壳上市的公司。2006年，恒大又联合国际投行，发行了数十亿美元债。

2008年3月，恒大首次冲击港股上市，但不幸遭遇金融危机，上市折戟。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许家印只身赴香港，连续3个月内，每天陪着郑裕彤、刘銮雄等港商大佬玩“锄大D”。

一年半后，恒大终于在港股上市成功。敲钟当天，郑裕彤、刘銮雄等“牌友”到场为许家印站台，使得恒大股票获得了47倍的超额认购，当天股价上涨35%。

（许家印与“大D会”）

凭借着港股融到的资金，恒大一举攻入全国地产商前十。而许家印也摇身一变，成为“许首富”。

有意思的是，恒大港股上市当天，被许家印挤下首富位置的人，也是00年后这轮财富浪潮中崛起的新贵。

此人名叫王传福。

许家印创办恒大的时候，王传福还在深圳研发手机充电电池，并且做得初具规模。但真正让王传福名扬天下的，是汽车业务。

与房地产类似，世纪初的汽车产业，也受益于中国家庭财富增长和城镇化提速，以至于成为一个，增速每年高达60%的“肥肉”。

手机电池业务增长停滞后，王传福便将目光盯上汽车板块。2003年，比亚迪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秦川汽车，成为继“吉利”之后，第二家进入汽车行业的民企。

两年后，比亚迪的招牌产品——“F3”轿车下线。虽然F3一经问世，就被媒体质疑“头部抄花冠，尾部抄飞度”，但比日本车更省油、更经济的特点，完美地切中了大多数中国家庭购买第一辆车的痛点。

2006年，F3带领比亚迪汽车夺得中国市场增长冠军。2007年1月，F3创造出一个月卖出10000辆的记录。

F3成为“爆款”后，王传福的身上从此多了民企造车的神话。而2008年巴菲特对比亚迪的投资，又使得这个光环格外耀眼。

（王传福获得巴菲特认可）

10年代：新贵

王传福头顶上的光环，可惜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四万亿”带来的经济热度逐渐散去，汽车市场增长势头放缓。仅靠一两款明星车型打天下的比亚迪汽车，逐渐陷入困境。

2012年，比亚迪全年卖出42万辆车，较两年前下降10万辆，公司利润则下降九成。业绩下降让管理队伍人心涣散，比亚迪的高管们疯狂减持股票，经销商们纷纷出走。

比亚迪的股价，从2009年的高点80块钱，一路狂泄至10块钱，以至于坊间纷纷嘲笑巴菲特“看错了人”。

这一边，王传福在困境中煎熬，但另一边的许家印，却依然在独领风骚。

2012年，许家印带着他的足球提案参加两会。因为迟到，许首富一路小跑，腰上金闪闪的爱马仕皮带若隐若现，被围追堵截的记者抓拍到，成为当年两会最大的八卦新闻。

（满面春风的许家印）

照片上的许家印跑姿销魂、满面春风，正对应着当时恒大集团在房地产业务上的狂飙突进。

凭借着初创时定下的“高周转”策略，恒大准确地踩踏住了金融危机后，三轮地产繁荣周期，完成了从2010年年销售额500亿，仅为龙头万科的一半，到2018年年销售额6000亿，与万科平起平坐的壮举。

持续20年的地产狂潮，不但成就了许家印，也为胡润富豪榜贡献了一票地产名人，如碧桂园的杨首富、万达的王首富等。

但从2014年起，胡润富豪榜又发生了新的格局变化。这一年，阿里巴巴美股上市，马云第一次问鼎首富。

互联网新贵们粉墨登场。

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云的创业历史，其实比许家印还要长。当许家印还在为第一个楼盘的资金奔走时，马云的“中国黄页”项目，就已经搭上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一班车。

1999年，马云又看中“电子商务”这个赛道，在杭州西湖畔的一个公寓里，创建了阿里巴巴。

可惜的是，阿里巴巴似乎出生的太早了。

马云创业的年代，中国互联网才刚刚普及，只有企业和富裕的家庭才会拥有电脑。全民进行网络购物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马云只能静静地蛰伏起来，眼看着丁磊、李彦宏等同龄人，前往纳斯达克敲钟，笑傲互联网江湖。

2007年，阿里巴巴曾尝试在港股上市，但没想到“出道即巅峰”，不佳的业绩让投资者十分失望。此后5年时间内，阿里的股价一路下跌。同一时期，投资腾讯的股民们，早赚了数倍。

五年后，阿里巴巴私有化退市，惨淡收场。

马云钟爱武侠小说，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刻，才会逆天改命，阿里巴巴也是如此。

退市的时候，阿里其实正处在爆发的前夜。智能手机和3G/4G网络迅速普及，让中国的网民基数极速扩张，全民互联网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一年“双十一”，淘宝成交金额达到惊人的191亿，是前一年的6倍。第二年夏天，余额宝横空出世，管理余额宝的天弘基金，规模很快超过万亿元，与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相当。

乘着互联网时代的东风，阿里巴巴与蚂蚁金服，此后数年不断创造出骄人战绩，推动马云本人的财富再创新高。

2018、19、20，马云连续三年，总共四次登上胡润富豪榜首富的宝座，创下了富豪榜开榜以来的新纪录。

（阿里巴巴上市，马云大笑）

榜上除了同为互联网新贵的马化腾以外，包括许家印在内的地产大佬，与马云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马云将长久“霸榜”的时候，历史的河流却再度发生了转向。

20年代：抉择

每十年，中国的财富机遇，就会发生一次大变迁。

2021年，我们正站在新旧历史的分水岭。

一边，我们见证历史的终结，旧的时代呼啸而过：

狂奔的恒大撞上了“房住不炒”的南墙，爆发财务危机，以至于公开求救。

看似大而不倒的阿里，遭遇监管“反垄断”的重锤，股价闪崩。

另一边，我们拉开历史的序幕，新的时代扑面而来：

曾经困顿的TCL壮士断腕，放弃家电业务，押宝半导体制造，涅槃重生。

销售危机中，比亚迪始终坚守电池研发，逐渐蜕变为新能源巨头。

我们不禁要问，未来十年，个人的机会在哪里？

其实，纵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时代机遇的两条主线：

一是政策红利。

80年代包产到户、90年代市场经济、00年代住房改革、10年代信息化建设。每一次的财富浪潮，最初都源起于政府的国家战略。

二是消费和产业的升级。

80年代农业大解放，是为了满足“吃与喝”；

90年代轻工业蓬勃发展，解决了“穿与用”的问题；

00年代重工业与房地产齐头并进，背后是“住与行”的需求；

而10年代互联网产业扩张，则为生活带来快捷和便利。

未来十年，两条主线将再次交叉。

《十四五规划》文件中明确写明，未来国家将利用“举国体制”，攻坚一批“卡脖子”技术。后者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领域，这些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引领智能化时代的主要技术。

毫无疑问，上述领域将会提供无数实现个人理想和财富增值的机会。嗅觉敏锐的人，应该提早进入这些新兴科技行业工作。（刘永好、许家印等人从底层逆袭，都是因为踩中行业风口）

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行业机会，恐怕很快就会消失。若不及时转向，将会无端地耗费有限的职业生命（李经纬，00年代的李东生）。

然而不可否认，职业的选择和切换，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中国的产业越来越偏向高端化，导致知识门槛也越来越高，普通人难以企及。

不过幸运的是，重知识、轻资产的高科技行业，天然适应于资本市场。随着中国股市的规范和开放，我们还有很多机会，通过股票或基金，去分享下一个10年优秀企业的成长红利。

时代是慷慨的，也是无情的。

在过往40年的时光变迁里，它让许多善于把握时代机遇的人，纷纷实现了命运的逆袭；但也使很多遵循守旧的人，逐渐被甩出了财富的巨轮…

站在2021年的起点上，新10年的财富大潮已经缓缓开启。在新一轮财富更迭的周期里，时代终将会奖励那些审时度势，努力去把握新机遇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