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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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十五年，应对国际三大挑战

这次“十四五”规划，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先前一般都是规划5年，而“十四五”部署了15年，横跨“十五五”“十六五”，所以现在的提法都是“2020年到2035年”。

这样一个大跨度，主要是为了完成重大目标、应对重大的不确定性挑战。

国际上的不确定性，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现在病毒的变异速度比疫苗研发要快，另外，有消息称南极的冻土已经开始融化，据科学家检测，冻土里正在释放大量的史前病毒，这些病毒是在冰河时期就形成的，人类完全没有遇见过。

一个新冠都弄得沸沸扬扬，更何况是这些人类很可能无法招架和应对的新病毒。

第二个挑战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国际局势现在也是不可预测的，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将中国重新定位为战略对手，拜登上台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

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脱钩，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会跟着美国走。

第三个挑战是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

《山海经》里记录了很多神奇的东西，但现在人类的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了神话。

“九章”（量子计算机原型机）的运算，在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玻色取样时，仅需要200秒，而2020年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需要6亿年。

求解100亿个样本时，“九章”需要10小时，而“富岳”需要1200亿年。还有马斯克的脑机接口、火星计划等。

理论上讲，技术进步能带来巨大生产力的解放，那为什么仍需警惕呢？

我非常担心的一点，比如美国在芯片上断供华为，我们出台了5年9.5万亿的“芯片强国”计划，并且下发了文件。让人担心的是，这有没有可能是美国的一个战术动作，目的就像当年美国对苏联搞的军备竞赛“阿波罗”计划一样？

我们把自研芯片当做一个战略动作来搞，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台积电计划在2021年推出3纳米制程，接着研发2纳米，再往后香农定理就失效了，硅基芯片很可能走到尽头了。

而当我们努力突破了7纳米后，人家很可能已经换了一个玩法，站在了另一个更高的维度上。

科技变化得太快了，石墨烯就是完全另一套玩法，这种颠覆性的科技往往打得我们猝不及防。在一些领域中，很可能当我们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家科技升维了，或者人家引诱我们进入四维，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五维了。

我们现在拼命在搞5G，但日本2021年就开始布局6G，完全换赛道了。6G还不算，欧盟和美国现在在搞“星链”，技术维度非常的高。还有量子计算机，跟现在的计算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这是在国际上，我们要长时间去思考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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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历史性挑战与机遇

从国内角度上，横跨3个五年，也是需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2020年我们达到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也实现了，下一个目标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未来15年很关键。

这期间，一定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多，大部分都是掉下去的。这是对我们的巨大考验。

能不能跨越过去，成为一个决定性要素。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15年里，中国的GDP总量一定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中国将面临全新的责任、挑战和机遇。

请注意这三个词！

当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一定是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的。

最开始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都是它的殖民地，它是世界秩序的重建者和引导者。美国取代英国地位后，也成了世界规则的引领者和制定者。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做好准备了吗？

美国经济总量在1894年超越英国，在那之后，它一直没当世界领袖。直到二战结束，也就是50年后，它才站出来制定游戏规则，自此主导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

根据英国的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超越美国。国内学者保守一些，普遍认为是在2030年超越美国。那个时候，美国的实力并不弱，并且在全世界仍有大量的价值观同盟国。

中国GDP超越美国之后，马上要面临着：

第一是责任。这个责任不是想负就负、不想负就不负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定要引导世界前进的方向和未来，这是规律。

第二是挑战。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但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肩负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指引。从这一点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呢？

2020年出现一个转折，原来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的治理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并且质疑中国的治理模式。

从疫情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比美国要强，美国的死亡人数不断攀高，而中国基本控制住了疫情。

这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中国给世界道路上一个新的选择。

原来基本就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自由主义模式；一个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苏联的。

但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看清这条路，也不知道它有哪些好处。

所以说，中国在登顶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之后，能不能告诉世界除了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还有一个中国的道路模式？

中国除了经济大国之外，能不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这些都是我们在路径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为什么中国从160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我们现在讲，到2035年前要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做好准备，在这期间，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和艰难的探索。

第三个问题是机遇。我们成为新的全球化规则制定者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

目前来看，大概率会是一个以区域合作为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化模式。目前中国加强了与东盟十国合作、开始探索中日韩自贸区等，很可能因为疫情，使得整个国际地缘政治出现重组。

中国除了制度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在以色列跟他们贸易部长面谈，他们说：“以色列确实发明创造很多，但我们没有市场，总计就六七百万人，没有市场再好的发明也不能够转化为国家的利益和效益……”

我当时给他们提建议说，一是以色列对中国直航的航班太少，要到北京、广州、香港转机；二是在直航航班的头等舱上都没有配懂华语的乘务员；三是以色列虽然说重视中国市场，但行动上还有优化的空间，中国人民还不太了解以色列。

中国能向世界提供最大、最重要的资源就是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根据中央“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实现居民收入翻番，中等收入群体达8亿人。现在的中产阶层是4亿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市场、购买力将扩大一倍。

现在根据中央构想，明确提出来在“十四五”期间要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将来会在国民经济中重新扩大分配比例，这意味着有几类人的收入，国家会给予政策性倾斜。

第一类是技术工人，就是蓝领和技术性白领；第二类是农民工、农民；第三类是小微企业创业者，目前有1.3亿小微创业者，很多个体户还谈不上中等收入，将来要帮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人群。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向世界提供如此大的市场，也就有底气一方面重组世界产业链，另一方面重组新的全球化：推动以区域合作为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浪潮，这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要做的事情。

在这期间，有一个重大信号十分值得注意。2020年11月20日，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讲：“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积极考虑加入”，6个字的分量相当重——这是公开记录中，习主席首次在国际场合针对这一协定作出如此明确的表述。这是一声巨雷，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决心。

加入CPTPP意味着中国将极大地协调内部机制和制度。中国加入世界是先从产品开放，再到要素开放，再到制度型开放。加入CPTPP，就是中国向全世界宣誓，将用制度型开放迎接新一段改革开放的历程。

当年，中国加入WTO，修改了2300多个国家级法规和1.9万多个地方法规。这次的CPTPP也意味着大量法律法规的修改，甚至是终止、废除。

这对将来的影响非常深刻。比如说我们的国有企业，而CPTPP对国有企业有大量的限制，要求政府对国有企业采取竞争中性原则，对国企不能补贴。还有贷款方面，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远远松于对民企的贷款，很多不用抵押就直接发贷，这些将来加入CPTTP就不被允许了。

另外，国有企业也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还有吸引人才、董事会决策、工会制度等方面，都需要与之相吻合。

原来的改革内在动力是很强的，像农村改革，一改革农民就会得到利益，而且也没有人受损失。现在一些利益阶层开始固化，越往后改革就越动力不足。这就是为什么习总书记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加入CPTTP实际上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就是全方位、全渠道的制度性开放，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充分调动中国制造的巨大潜能。挑战的一面是，将来要面对CPTTP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政策”，我们的企业能不能经得起冲击？

就以我们日常的用品来说，我有一部德国原装进口的奔驰车，开了十年都没有大修过，但很多国产车开两三年就要到处修。

中国加入CPTPP后，日本的汽车产品质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又没有关税，中国的产品该怎么应对这样的挑战？

当然，挑战中也藏着机会，日本的产品质量再好也要漂洋过海运过来，物流成本是一部分，而我们还拥有产业链本地化的成本优势。所以，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将来的空间非常大。

在这样历史性挑战和历史性机遇下，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特朗普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让中国醒悟了。原来很多人还陶醉在中国的成长中，现在我们彻底领悟，没有强大的产业链，将来就会被人扼住喉颈。

所以，中国在“十四五”规划的15年窗口期里，一定要去“铸链”。原来我们总讲补链、强链，后来我给江西省政府提建议要“铸链”，易炼红省长很重视，就是要打造自己的产业链。

“铸链”主要就是在高科技方面，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都是以“快”为主，中国作为一个曾经古老的贫穷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快速发展”。

这其中有很多跟进型创新，国外有亚马逊、eBay，我们有淘宝、支付宝等。很多互联网产品我们都不是原创，但是我们却应用得很广泛，林毅夫教授把这个叫“后发优势”。

但是现在“后发优势”逐渐消耗殆尽，跟进型创新已经走不通了。

下一步我们要走入一个原创性阶段，经济发展上从“以快为主”到“以好为主”的转变。

“十四五”期间国家定位的前沿领域，主要是指这8大领域：1.人工智能；2.量子信息；3.集成电路；4.生命健康；5.脑科学；6.生物育种；7.空天科技；8.深地深海。

未来将集中巨大力量补链，其中9大战略型新兴产业是重中之重：第一是信息技术，第二是生物技术，第三是新能源，第四是新材料，第五是高端装备，第六是新能源汽车，第七是绿色环保，第八是航空航天，第九是海洋装备。

除了高科技技术上的补链，还要补工匠精神、补思想意识上的链条。

以前中国很多领域是“卖方市场”，什么东西都缺，很多厂家就“萝卜快了不洗泥”，反正能卖出去，就愿意赚“短平快”的钱。现在很多企业做战略只有两年，甚至只做一年，但像华为一做战略就是15年，远大科技集团一做战略就是15年，长期主义才能够长期发展。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很多东西都是做到极致。为什么日本电商发展得没有中国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线下服务远超中国，我们的工匠精神是“断了链条”的。

将来加入CPTPP，全世界的东西都拿到中国来卖，那时候企业才想起工匠精神，可能为时过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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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领域的大变局

国内，在民生领域也会面临几大挑战。

其中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现在的总生育率已经突破了警戒线，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一半；2019年是1.048%，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而人类代际传递所需的最低生育率是2.1%，一个夫妇生2.1个孩子，社会才能正常往前走，因为要去掉一些意外因素。

低生育率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日本给了我们前车之鉴，他们的出租车司机、电车司机、酒店门童都是老人。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也在下降。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TFP增长率由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的2.8%降至危机后的0.7%。这就提示我们要有相应对冲机制安排和体制保障。

社会科学报也表示，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水平达到了美国的43%左右，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水平要达到美国的65%，这是一个现代化水平的底线要求。

而这几年0.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

“十四五”期间，我认为中央会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放开三胎，甚至鼓励多胎。

除了生育领域的挑战，反垄断也是中央提出的“十四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

前段时间，马云、社区团购股等事情沸沸扬扬，其实，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以往我们都是先制订规则、再发展产业，但对互联网经济不同，我们是先发展、再规范。这就带来了，互联网经济十分类似于自由放任的形态。

中央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不存在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企业也不能够绑架中国经济。

实际上，在电商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弊端一直被人们意识到、但却没有被表达出来：电商崛起的背后，是几百万家实体小商店的倒闭。

另一个问题是，电商兴起后，使得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往低成本这个方向上过独木桥，很多电商平台主要就是靠价格低来相互竞争，这其实是把路引歪了。

低价血拼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价格低质量就低；二是企业陷入价格战泥潭，而失去了创新和研发能力。现在还有一些商家，强行要求“二选一”，出现了市场垄断的问题。

让人恼火的一点是，你做大了，拥有十多亿用户、上万亿的规模，却还总在国计民生领域不断地挤压小商小贩，就像人民日报评论公开讲的，中国的高科技被“卡脖子”，很多企业却在算计那“几棵葱”“几头蒜”。

现在我们对比国内企业家和马斯克，境界相差很大。

马斯克在探索“星链”，探索太空互联网和火星移民。还有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大精力。而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却在拼命“996”压榨员工，还有很多网络贷款，让年轻人背上了巨额负债，怂恿他们花他们根本挣不到的钱，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十四五”期间，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且要引导资本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需求侧改革”，以前老讲“供给侧改革”，现在要构成一个循环，就必须需求侧和供给侧相匹配，这一点很重要。

国内民生领域的第三个大变局，企业家一定要高度关注，习总书记已经宣布了中国节能减排的两个指标：2030年以前要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这个目标下，2021年碳市场将正式启动运行，中国现在年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如果一吨的价格能够按100元量级计，市场容量就是10000亿元。

在这一点上，中国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会采取非常强力的减排措施。所以，高排放的企业要注意了，如果碳排放能降下来，那就尽早降下来，如果降不下来，那么一些业务该转型就要尽早转型。

碳达峰目标也是一个机遇，对生态环保企业是一大利好，这方面该投资要加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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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应对挑战，取决于改革的力度

上述讲了挑战，也讲了机遇。但是根本性一点，能否应对巨大挑战，取决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力度。

举个例子，现在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流转权等已经有了改革，但能不能在土地资源要素的货币化方面更进一步？能不能真正地把土地给农民，让他们实现价值最大化？这其中涉及很多利益。

对企业而言，我们的“放管服”政策能不能进一步深化？也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现在很多人等着就业，主要是觉得创业难度大、税收高，高税收打消了生产者的热情，一些原本有些利润、可以生产的行业，因为要抵税觉得不划算，就不干了。

还有中国金融业的利息也非常高，很多企业家的心声是“感觉在为银行打工”。所以说，深化改革、减税减负，让那些等着就业的人变成创业者，才能够让整个经济活起来，而这也是“十四五”期间一个首要的目标。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对企业的纾困政策要不要收回？

因为一方面我们要减税、减负，另外一方面还有防疫支出。但中央的决心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至少在2021年6月份之前，主要的帮扶企业政策都不会改变。

“十四五”期间，真正到了中国深化改革一个最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了。

这15年会是一个巨大考验，也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定力和耐力，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要在变局中提高格局，让自己发出微光，带着整个队伍，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