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认识到 non-egality（不公平性）。美国最好的篮球教练，曾经对自己的队员说，垫底的5名队员，永远不会有上场的机会。因为最优秀的 7名队员就可以应付所有的比赛（精译注：应该把伤病情况除外嘛） 。这 7 个人，只要懂得学习，不断进步，永远可以赢得下一场和更多的比赛。人生也是一样。机会不会永远对每个人都是均等，要通过学习进步成为别人眼中“对”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诺奖得住 Max Planck 和他司机的故事，Planck 得奖后到处演讲，于是就连每次陪他出去的司机都记住了他的演讲词。一次在慕尼黑，Planck 和司机对调了角色，碰到有观众提了很棘手的问题，司机机智地回答，“这么基础的问题，让我的司机来回答就行了。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世界上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Planck 知识，这类人有真才实学。另一类是 Planck 司机的知识，他们掌握的只是高谈阔论的表象，虽然也许他们的声音和形象条件都不错，但与第一类人永远有区别。如果想把 Planck司机的知识转化为Planck知识，过程必将遇到巨大阻力，但这是必须的。

我还想谈谈人生面临的打击，每个人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打击，有些让人痛苦，有些让人痛恨（遭遇不公平待遇），但是让我们时刻以先哲的话来勉励自己：每一个错失的机会都是学习进步的机会，不要自怨自艾，而应该将打击变为真正有用的经历。也许你们不会相信，你们见过一生之中时刻对困难抱有预期的人么，我就是。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一点都没有不开心，反而这样的心态时刻帮我做好心理准备应对各种困难。

最后我要说，即便做到了上面所有的这些，也不能说达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永远是毫无保留的相互信任。作为律师，你可能需要作出连自己都不会“买帐” （至少内心）的事情，就是因为缺少相互信任。如果你要结婚，但是希望对方先签署一份50页的合同，那么这婚不结也罢。

希望一个老人的话，对你们有所帮助，最后引述 Pilgrim’s Progress中一句话，My sword I leave to him who can wear it，我把我的剑传给佩得上它的人。

Basically, it’s over

话说1700年左右，欧洲人发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不过那里气候倒还宜人，资源禀赋也算不错，除了煤、油、天然气不太富裕。鉴于那里缺失人类文明的踪迹，他们决定将这片土地定名为basic-land。

欧洲人很快就搬了过来，并建立了一个国家，先是有了政府体系，然后制定了鼓励贸易的重要国策， 不设立任何关税和障碍；人人尊重知识（产权） ；银行体系简单明了。总体来讲，货币坚挺，信贷充裕，更为关键的是，借贷企业信誉良好，而且大家没有必须的事，一般不跟银行贷款。

不仅如此，绝对不会有人为了投资（包括房地产和各项有形资产）去向银行借贷，在 basic-land这片土地上，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投机都是被鄙视的，所以也成不了气候。除了一种叫做plain vanilla 的商品合同，没有其他任何证券或者衍生品的期权产品，就这个合同还必须通过信誉良好的交易所才能进行，而且法律严格限制使用金融杠杆。

就这样过了150年，相安无事。政府将GDP的7%用来为所有国民提供保险，教育，甚至包括搞定军费，移民，环境等等。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是以家庭为中心。赋税体系也是不用费太多脑子就能理解，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都来自进口关税，而且税收竟然和政府支出基本相等，换句话说，政府不需要发行太多的债来堵窟窿。

正如亚当斯密所预言，人均GDP一直呈稳步攀升之势。事实是，人均GDP每年都能增长3%，就这样年复一年，basic-land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天下第一。于是，税收项目多了，什么销售税、收入税、房产税等等。所有的税收收入（等于政府支出）占到GDP的 35%，政府将更多的收入用来办教育，搞医保和养老。

basic-land 政府认为进出口平衡很重要，于是采取措施一直保证两者各自占到GDP的25%。有些有识之士提出，进口构成中 60%都是战略性资源类产品，比如煤和石油，有些不妥；但这么多年过去都没出什么事，也就慢慢淡忘了。

因为 basic-land 没有出现大规模赤字，所以大家的诚信都没有问题，医疗和养老也不会造成子孙后代的负担。人均 GDP3%的年增长率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只要跟着 basic-land 走，早晚解放全人类。

谁成想像basic-land 这样慎之又慎，对国民如此慷慨的政府，有一天也会“栽”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上（ordinary accidents of life） 。2012年，所有的风险终于一齐爆发。原来这些年来，随着财富和空闲时间的急剧增长，basic-land 的国民养成了嗜赌的习惯。赌场收入占到 GDP 的 25%，赌场工作人员的工资占收入的 22%，这些员工本来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其他栋梁之才。算上所有人口，平均每个人每天5个小时都泡在赌场。赌场从事技术性岗位的工作人员天资极高（highly talented），新的运作体系被称为金融衍生品。

这些情况不仅对近在“眼前”的国民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牵动了远在“天边”的海外投资者的心。他们赶紧抛掉手中的 basic-land 货币和国债，因为他们很失望，basic-land 的银行竟然不懂得万万不能够借钱给赌徒，这是常识啊。这些海外投资者相信，basic-land 国民养尊处优惯了，让他们过苦日子（hardship），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此时又刚好发生了两件大事（twin shocks），一件是碳氢化合物的价格摸至历史新高，另一件是basic-land突然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出口比例由此前的25%降至10%；而碳氢化合物的进口却从15%翻至30%。仿佛一夜之间（suddenly），basic-land 需要每年将GDP的30%以外币形式偿还债权方。

怎么办？basic-land 的政客们此时想到了一个人，BenfranklinLeekwanyou Vokker，一位经验丰富，品德高尚的智者，人们称他 goodfather。这个人一直被忽略的原因很简单：他对竞选没有帮助。good father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严格限制赌博，鼓励从业人员改行，去生产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第二，这一过程难免产生阵痛，请所有国民任命（cheerfullyembrace their fate） 。 “一个被诊断为肺癌的病人应该同意戒烟和动手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延续生命” 。

对于good father 的建议，一部分认可，但更多人站出来反对。首先是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他们坚信一个自由的市场，包括赌博在内，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constructive）。总有一天，证券交易会扩大并恢复至2008年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他们忘记有一位先哲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资本的发展演变为赌博行为的副产品时，犯错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经济学家的立场不难理解，因为这些年来，证券与财富（而且是受人尊敬的那种）已经紧密挂钩，而金融衍生品，看上去与证券很像。

同样站出来挑战good father 的还有投资银行家们，他们期待的与goodfather 建议刚好相反。他们认为 good father 不理解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类进步事业。当然 good father 的建议受到更多阻力的还是地方政府，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赌场生意要照顾，而且怎么能够将这样历史悠久的赌场生意比喻为癌症呢，要知道她为大家提供的是毫无坏处的享乐，而且更重要的是锻炼并提高了人类（特别是该行业消费者）的思考能力。

于是，good father 的建议就这样又一次被无视了。basic-land 银行重新开门迎客，大家又可以用极高的金融杠杆买卖证券。虽然此后又经历了几轮经济衰退，但各州政府都想尽办法保护各自选民。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适得其反（counterproductive）的政策措施，basic-land 信用扫地。终于有一天，basic-land 建立了新的执政体系，也正式更名为 sorrow-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