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政策如何规避风险？

邢自强：2021年，全球都继续采取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幅度宽松政策、普遍快速加杠杆，而在全球贸易需求推动中国出口的背景下，中国抓住窗口，积极去杠杆，重塑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碳排放等监管框架，中外对比鲜明。今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大幅降低10个百分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实际增速已低于零。与疫情前的杠杆水平相比，中国的宏观债务率升幅处于全球最温和之列。相比之下，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宏观杠杆率同期均上升了25～30个百分点，远高于中国，这为中国政策下一步回归常态、重新聚焦高质量增长，奠定了基础。

鉴于当前经济增长已显著回落，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以及房地产领域面临的硬着陆风险，今年以来的快速去杠杆阶段将接近尾声，政策已近拐点。2022年财政和信贷政策将更为宽松积极，有望推出一揽子措施如减税降费、促消费，以及绿色基建投资等。而监管改革，在过去一年的大踏步迈进后，有望进入更渐进更为协调的阶段，更透明的机制将会落地。在以上政策及时调整之下，经济增长或在四季度触底，2022年温和复苏。

预计2022年GDP同比增速有望达到5.5%，回归到潜在增速。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有望加速，部分抵消房地产下行的拖累。私人消费也将适度回暖，虽然在“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下难以回到疫情前的增速。另外，出口增速有所回落，但由于美国补库存动能强，出口总体仍保持稳健，稳健的经常账户有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风险方面，政策亟需积极调整、与时间赛跑，主动妥善防范房地产的传导效应。正因如此，增长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调整的节奏和成效。倘若房地产溢出风险发散，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跌至4.5%。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问：明年中国货币政策将如何变化？如果美联储加息，中国将如何选择？

连平：2022年，我国货币政策可能面临较为复杂的形势，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控物价、促平衡等多种需求同时存在。

作为远景目标头五年的“十四五”规划期间，GDP平均增速应达到5%以上。2022年，疫情反复可能继续影响消费和生产，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中下游投资形成压力，房地产市场调整将拖累投资和消费，局部金融风险隐患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要达到5%以上并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货币政策稳健偏松，提供有效支持和保障。

本轮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需要从增加供给、梳理和平衡好供求关系、管理市场价格浮动等方面入手调节。尽管在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下，下游和消费端产品价格不可能出现持续大幅上行，但在2022年CPI可能上行的情势下，货币政策仍不宜大幅实施宽松调节。

2022年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节奏和力度仍有一定变数，存在加息一次0.25%的可能性。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中美之间一定的利差、跨境资本流动有效管理，以及中国经济韧性良好，将能有效抵御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中国货币政策将“以我为主”。

为达成2022年货币政策目标，央行将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宽裕，促进信贷和社融平稳较快增长并进一步改善信贷结构，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稳定运行并有所下降，以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达成总量、结构和价格三位一体的政策效应，小幅降准以改善银行信贷投放功能。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问：明年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向会怎样？会否有所松动？

陆挺：在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调控之下，过去几个月，中国房地产业各项指标急转直下，形势确实非常严峻。房地产业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拉低中国经济增速4个百分点以上。若现有调控政策不做较大幅度的调整，未来几个月房企债务违约率可能加速上升。但倘若此时大幅放松调控政策乃至刺激地产业，也可能让开发商、居民和金融投资机构强化房价永远上涨、政府永远呵护地产的预期，再度加大杠杆，透支储蓄，全国房价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报复性反弹。

如何走出周而复始的紧缩放松循环，寻找本轮房地产调控的最佳退出路径？坚持当前严厉的调控政策未必现实，但盲目放松和大水漫灌也不可取。我认为，短期内作为应急措施，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和经济硬着陆，有必要保障大部分资质较好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和家庭按揭贷款的正常审批，但真正的出路在于市场和公共保障并举，通过供给侧改革，让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来平衡住房的供应和需求，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并以此推动更有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具体说来，政府需扩大热点城市的土地和新房供给，通过宅基地改革释放低效使用的土地并增加农民工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放松城市户籍限制，在增加热点城市土地供应和明确逐步开征房产税的前提下，适度放松限价和限购限售等调控措施。对特定人群尤其是外来民工和新毕业大学生给予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的优惠政策。在让市场发挥合理作用的同时，政府也要大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制定系统的又因地制宜的保障房政策。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问：明年如何进行资产配置？A股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李迅雷：明年资产配置方面，首先，建议降低杠杆，收缩顺周期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加配金融资产，尤其是权益类资产，仍是明年居民资产配置的大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城镇化进程的放缓决定了房地产大周期的拐点，无论调控政策是松一点还是紧一点，房地产在我国经济中比重下降的趋势都不会改变。

这一方面会打破居民长期形成的“地产信仰”，改变我国居民严重超配房地产而低配金融资产的财富配置格局；另一方面，房价、地价失去不断上涨的预期之后，地产产业链和地方政府高成本加杠杆的能力和动力都在下降，使得过去相对高收益又刚兑的非标资产变得稀缺，过去深受高净值群体青睐的信托、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断下降且可能打破刚兑，这意味着投资者实际的“无风险”收益率在下降，而权益类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在提升。近两年，公募、私募的证券投资基金规模爆发式增长便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其次，通过专业财富管理机构进行相对分散化的配置。在经济转型和注册制改革的共同促进下，新兴经济在资本市场的比重有望明显提升。参考纳斯达克市场的数据，新兴科技型企业在注册制下具有典型的“高回报、高淘汰率”的特点：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以来涨幅超过10倍的公司有200多家（最高涨幅超过1000倍），但是退市或被并购的公司有10000多家，目前在市且未破发的公司只有1000多家，可见其淘汰率之高。投资新兴科技型公司本身就具有更高的专业门槛，加上高淘汰率的特征，通过专业机构进行相对分散化的组合投资是大多数人的更优选择。

A股的下一个风口可能在以“双碳”为代表的绿色能源技术革命。首先，气候问题受到全球空前关注，各国纷纷提出“碳减排”的目标，且出台了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如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近期还提出“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各国政策的支持决定了产业在未来具有确定性的高景气度。

其次，各种绿色能源技术路线还处于积极探索和竞争阶段，行业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格局，我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相对欧美也没有落后，某些领域还有领先优势。这更有利于吸引各路资本介入，形成热点纷呈、持续性较强的风口。

此外，受美国技术封锁影响，半导体、新材料等科技硬件也可能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

因此，建议顺着做多美元的方向配置，海外对冲可以加大对美股龙头公司或相关QDII基金的配置，国内对冲可以增配电子、家电、医药等海外收入占比高、受益美元升值的相关公司。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

问：如何平衡双碳目标与短期经济下行的矛盾？

孙明春：今年出现的限电限产有多方面的原因，“能耗双控”只是原因之一。在众多原因中，煤炭价格的快速上涨与电力交易价格的不匹配，令发电企业出现盈利压力，降低了电力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许是导致电力短缺的更为重要的市场因素。随着有关部门对电力价格管控的放松以及煤炭供应紧张局面的逐步改善，电价的上升与煤炭价格的稳定甚至下降，将有助于改善发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提升电力供应。因此，除非发生其他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否则明年再次发生类似情况的概率很低。

“双碳”目标与短期经济下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显然，经济下行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但实现“双碳”目标并非必然导致经济下行。实现“双碳”目标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一种是靠“压量”，也就是通过限制生产、消费、投资等活动来生硬地实现，这种方式必然会形成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一种粗放式的做法，不可持续，也不可取。

另一种是靠调结构来“提质”，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逐步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而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源投资，以及R&D投资等，这些投资都有助于提升短期的经济成长，也给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当然，在转型的过程中，那些高排放行业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限产、减产、盈利下降甚至亏损、乃至破产倒闭的压力，这对经济成长是不利的。所以在第二种路径下，实现“双碳”目标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并不是清晰确定的，而是取决于上述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的对冲与中和，而这又取决于结构转型的速度、路径和模式。考虑到我们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10年到40年的进程，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规划出一个可行的路径，兼顾经济成长与就业，兼顾气候风险、经济风险与企业层面的转型风险，实现可持续的“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