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持续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大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国家战略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成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随着区域经济布局、国土开发保护格局、人口结构分布、消费需求特征、要素供给模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基础设施同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需要相比还不适应。必须着力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属性，其建设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以交通领域为例，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多数为线性工程或大型枢纽项目，不仅投资规模巨大，而且往往需要跨省跨区域协调，也常常受用地用海、环境保护等因素制约。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中整体谋划，并强化资金、土地等各类资源要素的支撑保障。

资金要素保障问题是制约项目实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要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切实用好政府投资，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已发行新增专项债1.25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正是重点领域。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主力军”积极性，形成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便利程度，加快推动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开放。用好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加强项目融资保障。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健康发展，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良性循环。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发展、阳光运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政设施投资运营。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非一个新概念，但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以及疫情对基础设施建设扰动较小的实际，此次中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既是着眼于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也兼顾了对短期冲击的应对。市场普遍认为，此次中央提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凸显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将为我国基建市场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算好“经济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饱和。要化解堵点难点还需要在功能布局、互联互通等方面继续补短板。但基建投资所需金额巨大，这就需要在基础建设投资上做到精打细算，一方面要避免走上“大水漫灌”的粗放建设的老路，让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央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更多社会投资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算好“综合账”。基础设施建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账，其背后涉及经济安全、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诸多考量。一个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对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推动我国整体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从短期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将通过促就业、扩内需等有力举措稳住经济基本盘。从长期看，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适度超前的基础上，将更加重视对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要求，充分发挥其引领产业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会带来大于项目投资额数倍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适度超前建设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为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各类要素赋能，更好地承载和引领产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和效益。特别是适度超前布局和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可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使新基建带来的信息技术更新、产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革新的效能充分释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超前建设基础设施必须把握好度。基础设施需要较长的投资建设周期，如不超前部署，可能导致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跟不上发展需要，建成即落后，来回“翻烧饼”，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必然会人为抬高用户成本，也容易形成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债务，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可持续性。

把握好基础设施超前建设的度，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也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要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围绕重大国家战略作出前瞻性安排；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着眼于未来人口等要素流动方向，充分考虑产业布局和发展需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不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避免缺乏章法、脱离实际搞基础设施建设，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

此外，还要注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必须在保持政府债务杠杆适度的前提下，探索融资方式和运营方式创新，避免超前建设带来新的债务风险。